夫子，可证其为孔门之徒所作。其言「立德明道，此谓王德之人」，与「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谀其君，臣子之盛也」一段，皆明为儒者之言，与庄子何与！末段亦与骈拇相类。天道开章「以此南乡」至「功大名显而天下也」一段，称静圣动王之道，矜重功名，与逍遥游无功无名之旨，背驰而不顾。其言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以无为为君道，有为为臣道，剖道为二，与他篇之说若出二人。既以有为为臣之道，又曰「以此南乡，尧之为君，以此北面，舜之为臣」，一口所言，自相刺谬。尤可怪者，有所谓玄圣素王之名。又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翻十二经以说老聃」，姚鼐曰：「藏书者谓圣人知有秦火而预藏之。」陆德明曰「十二经又加六纬」。焚书之祸，出于秦始，谶纬盛于哀平之际，素王受命，为汉制作，乃末世公羊谶纬家之言，观此数端，纵不敢断其全出哀平，要必有汉后所附益者。天运除首二段外，余皆诋毁孔子之言，痛斥名色形声之末，而汲汲于安其性命，存之未尝不足以反鉴儒家之教而儆其失，遽谓为庄子之义则不然。诗书礼乐，古祗谓之六艺，何尝谓之六经哉！秋水载公孙龙闻庄子之言而问魏牟，龙与庄子年不相及；其记庄子谓惠子曰「今子欲以梁国吓我耶」！意在尊庄子而适以形其陋，其为后世学者想象之词明矣。至乐以久忧不死为大苦，谓死为寝于巨室，而髑髅为南面王乐不能过；夫庄子固不悦生而恶死，然其曰「奚暇至于悦生而恶死」者，盖言本大化之当然，无所容其悦恶，非即恶生而悦死也。斯篇缘其绪余，矫枉过直，盖浅学者之所为。一，杂篇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列御寇六篇：杂篇除天下篇及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为整齐有条理之言；余俱章节破碎，文笔艰涩，自为一体，与内外篇绝不相类。且与内篇文义颇多重复。饾饤之迹，未能尽化。盖本后世学庄子者自为之书，故既发挥其义，间亦引用其文。而寓言篇首，更举庄子全书之总例而论之，俨然本书凡例，其为后人之辞，盖至明白。徐无鬼言「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敖执爵，市南宜僚受酒」，叔敖相楚，孔子尚未生。又谓庄子言儒墨杨秉四，与惠子为五，秉是公孙龙之字，庄子何由预言耶！外物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之语，县令始于秦孝公十三年，见史记年表，然其大行当在数十年后，故余断其为秦汉之际学者所为也。一，杂篇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三十三篇之庄子，自晋宋以来为人所信奉，首先发难者，即苏子瞻之疑此四篇。今观寓言与列御寇实是一章，列子虽伪书，其时引用庄子，尚自两篇相连，而昧者以此四篇入其间，此就篇第征之，其赝一也。庄子惟内篇标题，各有取义，外篇杂篇，皆取篇首二字，独此四篇，特立于杂篇之中，而又绝无深义，此就标题征之，其赝二也。让王篇称道高节，隐然有矜慕之意；盗跖篇谓盗跖为柳下季之弟而面折孔子；说剑直以庄子为游说之士：此就义理征之，其赝三也。让王诸段，多与吕氏春秋同；其不见于吕书者，亦皆见于列子淮南子韩诗外传新序各书。说剑乃国策之流，而气格更下之。此就文辞征之，其赝四也。太史公称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今盗跖则直诋訿孔子，亦不见所谓老子之术者，与史公之言不相应，世遂谓此四篇为后世之所拟为，读史公语，有所未审而失其意，盖非史公之旧。(眉按，此见马其昶庄子故序附记。)此就史记征之，其赝五也。一，杂篇天下篇：此篇论道术之分合，辨百家之得失，而盛推崇于庄子，故自昔学者，皆以此篇为庄子书之后序，以与寓言为庄子之凡例相匹配。然杂篇多是诠释庄子，不止寓言一篇；若止寓言一篇，则寓言既已发凡起例，而篇末复入以杂事，更继之以列御寇篇，于义盖不可通。而此篇亦非专为庄子作。盖他人总论百家流别之文，初与是书无与。世见其推尊庄子，遂取入庄子书中；又以其总论道术，而诸篇皆言行杂事，无可附丽，故举而编之篇末，如是而已。不然，既为庄子后序，则所论诸家，当至庄子而止，然后宾主分明，何得于庄子之后，复入以惠施哉！统观前之七类：杂篇中让王四篇之赝，发觉最先，而义亦最劣。天下次之，庚桑楚六篇又次之。外篇中骈拇五篇之赝，发觉最先，而义亦最劣。在宥六篇次之，达生四篇又次之。要皆不可信。所可信者，内篇七篇而已。然庄生之书，存者希矣，区区七篇，岂足以尽其所蓄，片言只句，犹将搜讨而宝存之，矧以数十篇之大文，可弃之而不顾！虽真赝杂糅，未可依据，而执七篇之义以为权衡，用以较其轻重，则外杂之义，未始不足以与内篇相发也。』(见图书馆学季刊二卷一期)眉按：治庄子者多矣。蒋文亦往往用前说。录之，略以见内篇七篇，确为庄子原著，外杂篇未可依据，而足与内篇相参证。然外杂篇之所以杂揉，皆有其时代思想演变之因素在，与他书之作伪不同，爬梳而系统之，是治思想史者所有事矣。(页二三六-二四三)
列子
称列御寇撰。刘向校定八篇，汉志因之。向云：「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柳子厚曰：「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缪公时人。』郑缪公在孔子前几百载，列子书言『郑杀其相驷子阳』，则郑繻公二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