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问答，与抗志篇子思居卫鲁穆公卒之言，以子思年寿为疑；而不知孔丛伪书，自不足信，通考二百九引书录解题及余冬叙录廿六俱辨之。通鉴书子思言苟变于卫侯，在周安王廿五年，亦误信孔丛尔。』(史记志疑卷二十五)然则孔子子思之问答固不足信；即史记所载亦误也。王肃家语后序从史记作六十二，岂非疏欤！叶适亦谓孔丛子所载子思岁月，全不可考。(习学记言卷十七)至四库提要谓『水经注引孔丛子曰：「夫子墓茔方一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上，诸孔邱封五十余所，人名昭穆不可复识，有铭碑三所，兽碣具存」云云，今本无此文，似非完帙。然其文与全书不类，且不似孔氏子孙语，或郦道元误证？抑或传写有讹，以他书误题孔丛欤？』则单文偶征，即出孔丛原书，亦与真伪无干。(页一六二-一六六)
文中子(又名中说)
称隋王通撰。宋阮逸注。世有以其姓名史所不载，疑并无其人者。按王仲言挥尘录曰：「唐李习之尝有读文中子；刘禹锡作王华卿墓志，载其家世及通行事甚详；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见文集」，胡元瑞又言王勃传称「祖通，隋末大儒」，则是有其人矣。又有疑其书为阮逸伪造者。按唐志已有五卷，胡元瑞谓「刘蕡已斥其儗经之罪」，则又非皆逸伪造矣。予谓既有其人，又其书为所作，则适以见通一妄夫耳。尔何人斯，而敢上比孔子，作伪书以儗论语乎？即孔子之后再有圣人，亦当别出言行；未闻有比儗其书便可为圣人者！甚至于颜子，亦取一门人蚤死者儗之，其可恶甚矣！若夫捏造唐初宰相以为门人，当时英雄勋戚辈直斥之无婉辞，又何其迂诞不经也！以至武夫悍卒，日仆仆于其门而问道讲经，虽三尺童子亦知其无是事矣！说者又以为出于其子福郊福畤之所为。然则其父报仇，子且行劫，有所由来，宁足为通洗罪乎！至其书之舛错者，尤不一焉。如仁寿四年，通始至长安，李德林卒已九年，而书有德林请见之语。江都有变，而书有泫然而兴之言。关朗在太和中见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岁开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书谓问礼于关子明。隋书薛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继族父儒，至于长成，不识本生，而书有薛公命子往事之之语。此皆晁氏所摘发者若此，抑又无论矣。自宋之程朱极为揄扬，以为「隐德君子」，以为「其学近正」，以为「愈于退之」，自此后人遂依声附和，不敢于轻议。噫！其书为道，以五典潜五礼错为至治，亦曾见之否耶？中以佛为圣人，以无至无？诸人于其舛错悖戾，率举而归之于二子与阮逸，然则通之善处又安在也？自予论之，惟以此书为阮逸伪造则已，通犹可解免；若以为非阮逸伪造，则无可解免矣。即以为福郊福畤之所为，亦于通无可解免矣。通耶，郊耶，畤耶，逸耶，吾不得而知之；总不若火其书之为愈也。
[考释]
书都十篇，字字句句皆刻画论语，师弟亦互相标榜，自比孔颜。自汉以来，僭拟圣人自通始；聚徒讲学之风亦自通始。儒风变古，实以此为一大关键也。(页二六下-二七上)
[重考]
晁氏云：「隋王通之门人，共集其师之语，为是书」，又首揭发其纰缪于事实，深可怪笑者，不一而足，似归狱于门人所为也。然晁氏既疑房杜李魏二温王陈皆非其门人，则门人为谁，又不能言也。故清四库据杨盈川集杜樊川集，文中子确有其人，因断言宋咸必以为实无其人，洪迈必以为其书出阮逸所撰，诚为过当，而出于其子福郊福畤等纂述遗言，虚相夸饰而成也。」然郊畤等，未有文誉，故章炳麟据唐书文艺传：「王勃祖通，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续古尚书，有录无书十篇，勃补完缺逸，定着二十五篇。」因推定中说与文中子世家，亦勃所依托也。虽然，隐逸传「又称王绩兄通，隋末大儒也，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惟中说独存。」疑通确有遗文，身后子孙兄弟从而张大之，故有种种夸诬之言也。唐志中说五卷，乃字之误，通志、崇文目、读书志等皆作十卷，与今本每篇一卷，凡十卷，正合。末附者复有五篇也。(卷三，页一五)
[补证]
眉按：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评曰：『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今其六经皆亡，而中说独存。中说亦出于其家。虽云门人薛收姚义所记，然予观其书，窃疑唐室既兴，凝与福畤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也。何则，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隋史，唐初为也，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畤又云：「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按叔达前宰相，与无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没其师之名，使无闻于世乎？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