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近人亦有据古本纪年，以证史记之疏误者。盖史记载春秋后事，最疏失者，在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之际。其记诸国世系，错误最甚者，为田齐魏宋三国。庄子曰：『田成子弒齐君，而十二世有齐国。』今史记自成子至王建之灭祗十代，纪年则多悼子及侯剡两世，凡十二代，与庄子说合。又齐伐燕，据孟子及国策，为宣王，非愍王。而史记于齐系前缺两世，威宣之年，误移而上，遂以伐燕为愍王，与孟子国策皆背。昔人谱孟子者，于宣愍年世，争不能决，若依纪年增悼子及侯剡，排比而下，威宣之年，俱当移后，乃与孟子国策冥符。此纪年胜史记之明证一也。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魏齐会徐州相王，在襄王元年。是惠王在世未称王，孟子书何乃预称惠王为王？又史记，梁予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于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后事；而惠王告孟子，乃云『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何能预知而预言之？若依纪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后元十六年而卒，则魏齐会徐州相王，正惠王改元称王之年也，然后孟子书皆可通。又与吕览诸书所载尽合。此纪年胜史记之明证二也。史记魏文侯三十八年，魏武侯十六年，而纪年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相差二十二年。昔人疑子夏为文侯师，已踰百岁，今依纪年，则文侯原当移前二十二年，子夏之年，初无可疑。而李克吴起之徒，其年辈行事，皆可确指。此纪年胜史记之明证三也。史记魏惠王三十一年，徙都大梁，而纪年在惠成王九年，阎若璩本此，论纪年不可信。然细核之：惠王十八年，魏围邯郸，齐师救赵，直走大梁。三十年，魏伐韩，齐田忌救韩，亦直走大梁。又秦孝公十年，即魏惠王十九年，卫鞅围魏安邑降之。此皆魏都自惠王九年已自安邑徙大梁之证。据纪年，则史记之说皆可通；专据史记，则自相乖违，不得其解。此纪年胜史记之明证四也。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为春秋至战国一大变，其后魏齐会徐州相王，秦亦称王，宋亦称王，赵燕中山韩魏五国，又相约称王，为战国中局一大变。史记于此，年事多误，未能条贯。今据纪年，证以先秦他书，为之发明，而当时情实，犹可推见。此纪年胜史记之明证五也。其它不胜缕举。(见古史辨第六册)则古本纪年在古代史料上之价值，不容复置疑其间，盖断然尔。至。今。世。所。传。逸。周。书。，亦。非。古。本。面。目。：颜师古注汉志，已云『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按姚氏此句直接刘向云，恐误读。)安得传至今世，反较颜师古所见之本为多？则最少十余篇，必为后人伪撰无疑；其它窜乱之处亦多，盖真伪杂糅之书也。姚氏谓袭诸书而成固非；提要信其篇第为汉代相传之旧，亦非。而其大部分为极有价值之史料，则不可诬。梁启超曰：『竹书纪年中启杀益，太甲杀伊尹两事，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之说，骤睹此则大骇。殊不思孟子不过与魏安厘王时史官同时，而孟子不在史职，闻见本不逮史官之确；司马迁又不及见秦所焚之诸侯史记，其记述不过踵孟子而已，何足据以难竹书？而论者或因此疑竹书之全伪，殊不知凡作伪者，必投合时代心理，经汉魏儒者鼓吹以后，伯益伊尹辈早已如神圣不可侵犯，安有晋时作伪书之人，乃肯立此等异说，以资人集矢者？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太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故吾侪宁认竹书所纪为较合于古代状况。竹书既有此等记载，适足证其不伪，而今本竹书削去之，则反足证其伪也。又如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推孟子之意，则逸周书中克殷世俘诸篇，益为伪作无疑。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吾侪所以信逸周书之不伪，正以此也。』(中国历史研究法)启超所论，极为痛快！前人辨此二书，但为古本今本问题，至。其。中。非。常。可。怪。之。事。，则。异。口。同。声。，斥。之。为。战。国。邪。说。，盖。当。儒。家。思。想。牢。不。可。破。之。时。，即。有。明。知。其。真。者。，亦。无。敢。冒。不。韪。而。持。异。说。，况。其。为。身。在。此。山。中。者。乎。？此。诚。未。可。以。吾。辈。今。日。之。眼。光。绳。古。人。矣。。穆天子传固富小说意味，然与纪年有相合处，则其间岂无可宝贵之史实，为吾辈所欲闻者。虽未必为古本，亦。不。必。定。为。汉。后。人。作。。所称西王母，汉人皆以为女仙人，(见司马相如大人赋及扬雄甘泉赋。)后乃谓为西方一国名。梁玉绳曰：『西王母，西方一国名。如周书王会篇东方有姑姝国，后汉桓帝纪羌勒姐，西羌传？姐之类。其名见尔雅释地。大戴礼少闲篇云：「舜时献白管」，竹书纪年云：「舜时西王母来环白环玉玦」，贾子修政语上云：「尧西见王母」；即穆天子传叙西王母事，与曹奴巨搜诸人无异；竹书亦但言「王西征见西王母，其年来朝，宾于昭宫」而已。自山海西山经撰为豹尾虎齿蓬发戴胜之说，至汉武内传又有天姿绝世之语，嗣后神仙家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