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辞，则无例可知矣。是皆自缚自解，归于遁穷，究无说以处此，而世之人犹以例求春秋者何也？自有例之一字，而褒贬之说因以兴焉。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不惟孔子原无褒贬之心，而春秋实亦无所容其褒贬也。孔子不云乎「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自言其平日之存心也，岂其修春秋而反是，此所谓孔子原无褒贬之心也。若夫直书其事，如朝王、如救伐，此即是褒，不能加一字以褒之也。如弒君、如灭国、此即是贬，不能加一字以贬之也。若其它事，本无可褒贬者，则益不能加一字以褒贬之可知矣。乃执例者势不得不求其褒贬，求之不得，乃于书日、书月、书名、书字、书氏、书人、书爵、书国、书师，与其或不书以上者之类而求之曰此褒也、此贬也，是使圣人为巧佞之夫、险侧之辈，资文字为喜怒，借笔墨为讥弹，埋一字以中伤，砌数言以成案，意刻而文深，心危而语隐，即稍貌为长厚者，亦所深耻不为，而谓孔子为之乎？嗟乎！为其说者其亦思之否也，此所谓春秋实亦无所容其褒贬也。又自有例之一字，而「常事不书」之说因以兴焉。公、谷谓常事不书者何也！彼见春秋君、大臣、大夫子少善多恶，故少褒多贬，因为常事不书之说，则凡所书者皆贬也。不知孔子又云「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圣人虽言无毁誉，然誉犹善于毁，故又言誉有所试，不更言毁，自见毁之必不可有矣。会若此，则是圣人纯有毁而无誉，不更失圣人之心乎！此因褒贬二字不能平施经中，乃侧重于贬，故又为常事不书之说也。凡此二邪说，皆例之一字启之，君子所以叹息痛恨于三传也。
史者，记事之书也，春秋即史也。既为史，则书其事即是褒贬。如史记为后代之书，以文辞是尚者，亦且直书其事，不以己说参入其间，己说乃别为论赞，而况春秋之一字不多设乎！则褒贬之说，春秋断断无矣。史以记事，则常事书，非常之事亦书，若独取非常之事书，而常事不书，何以为史？犹之独取常事书而非常之事不书，不可以为史也。则常事不书之说，春秋断断无矣。二说既无，则例亦无矣。此皆由世人习而不察，失记春秋为鲁史，而别以春秋为孔子之神异经、秘密藏故耳，今为道破，其亦可以醒悟焉。
近圣人之世莫过孟子，而孟子愿学孔子，故其言春秋亦最详。其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谓孔子主乎尊周、明文、武之道法，故虽一国诸侯之事，实天子之事也。于是述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谓其尊周也；罪我者，谓尊周则诸侯之僭窃自见，恶其害己也。孟子又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此惟指春秋所书弒父与君者言之，谓书之则将流恶名于千戴，故惧也。其义皆明白显易，别无甚深奥。自宋人茫昧不解孟子之言，其于「天子之事」，有人焉，谓春秋只一个「权」子，因而有人焉，谓仲尼惇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于是使孔子为僭窃之人，其书为僭窃之书，而春秋亡矣。其于乱臣贼子惧，谓事事皆有贬，皆所以使之惧，每一事必锻炼成一大罪，求其所以诛乱贼之心而后已，虽明知诬罔，有所不恤，于是使孔子为法家之人，其书为法家之书，而春秋亦亡矣。予尝谓今日欲解春秋，必先解孟子，良不诬也。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一语真孔子自言作春秋之要旨，而诸儒偏置而弗道，何也？盖以其不知其义之为何义也。夫义之所在，鲁史臣宁不知之？然必不能如圣人之至精至粹，故孔子于其合者仍之，其有未合者则以己意为之，所谓窃取之是也。后之人虽不能尽测，然其大者亦自显然可见，约而求之，岂无数端为世人之所可共信者。若其余，则不敢穿凿以失圣人正大之心，不敢繁多以没圣人谨严之意，爰是加诸标识，则春秋之眉目灿然略见，而圣人之心事亦或跃如于纸上矣。至于书法，固圣人之余事，亦宜标出，以别旧文，使人知为圣笔不可略也。吾见春秋书目，昔人有舍例从法之书，舍例是已，从法何不言从义乎，诚以书法犹属文辞，不足以尽春秋耳，愚主是二者以论春秋，质诸后世君子，其亦可不惑乎！
春秋时去上古淳朴已远，其风不古，而人心之不淑亦已甚矣，故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则凡春秋所书会盟征伐之事，大抵皆属不善，故圣人据事直书，而不善自见，非贬之也。设使孔子为唐、虞史臣，则其所书皆善言善政，亦岂孔子褒之乎！故谓之「常事不书」，此最惑乱春秋、诬罔圣人之邪说。予谓史所记者，大事耳，如会盟征伐，必其有关于一国及天下之故而后书，若小事则有不胜纪矣，故而改之曰「小事不书」。
自古以例说春秋，予？为埽尽，惟标「取义」及「书法」二者。又「常事不书」之说，予改为「小事不书」，如是则春秋之旨庶可复明，圣人复起，当不易斯言。
予尝见世儒说春秋亦有埽例者，然所埽止胡传后起最不通之例，若公、谷之例则未能全埽，而左氏之例且不敢于轻议矣。又所辨论者，以此例之是驳彼例之非，而自为其例，究不出例之范围也。此由例之一字从来已久，深入其肺腑故耳。
古人间有以书法论春秋者，而取义则从无人及之。盖春秋以取义为大，不可混取义为书法，犹之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