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之类是也。纬书如「紫微宫为天帝。太微宫有五帝座星：青帝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熪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汴光纪，黄帝曰含枢纽」之类是也。故郑谓：「冬至，祀于圜丘者，天皇六帝也。夏至，祀于南郊者，感生帝也。五时迎气者，五天帝也。感生帝别于四帝，是有六天。」后儒因谓：「凡祭之数，圜丘与郊，二；五时迎气，五；通为七；九月大飨，八；雩祭，九；是有九祭也。」呜呼！天何如是之多？祭何如是之数耶？自古惟冬至祀天于南郊，下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是也。周礼「圜丘」之名，盖不可信。此外惟孟春祈縠亦名郊，止此二郊而巳。说详下「郊之用辛也」下。至于经传或称帝，或称上帝者，皆天也。若周礼称天曰「昊天上帝」，曰「天神」，曰「大神」；纬书称天曰「天皇大帝」，曰「紫微大帝」，曰「北极耀」，曰「魄宝」，皆不经之说也。五帝之名，诗书无之，始见于月令，为大皞、炎帝、少皞、颛顼、黄帝。后儒以周礼为五天帝，因谓月令为五人帝，马、贾、王之徒则以周礼同月令，皆为人帝，不主天帝之说。夫月令「迎四时于四郊」，亦止言「迎时」不言「迎帝」。自周礼有「兆五帝于四郊」之文，而郑氏遂附会以为「迎帝」焉；以及周礼言「祀五帝」等，诸「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纬书「灵威仰」「赤熪怒」诸名，亦皆不经之说也。凡此皆不辨可知其妄矣。第郑谓「六天郊丘异祭」，王谓「一天郊丘同祭」，即无论有识者，亦知是王而非郑。然而当日王之难郑，终不足以尽折其非，而后世之儒又多持依违两可之见者何也？则皆以周礼一书误之也。郑倚周礼为经，得以阴用其纬书之邪说。当西汉之末，谶纬盛行，周礼亦显于其际，安知周礼之「五帝」非即如纬书所云乎？则周礼几何而不同于纬书也。而王主月令「五人帝」之说，按之周礼自为不合，乃不能明言周礼之伪，而其云「郊丘同祭」，仍惑于周礼为说，此非王之难郑，终不足以尽折其非者乎？历视宋儒所说，如刘执中谓郑「天有六」为误。又谓周礼「五帝」为正经。唐与政谓肃谓：「迎气、明堂皆祭人帝。」若是，则周礼「烟祀五帝」皆非「祭天」可也。陈用之谓：「肃合郊、丘而一，则是以五帝为人帝，则非有天地则有五方，有五方则有五帝，果以月令五人帝为五帝，则前此岂无司四时者乎？」此皆执周礼以伸王者。陆农师谓：「合郑、王而以理折之，天固有六，而祭寔无异。」此祖述郑说而以示为郑王调停者，其识尤陋，此非后世之儒多持依违两可之见者乎？故曰：「皆周礼一书误之也。」礼器郊特牲各自为书，辑记者偶萃为一处，又适叙礼器于郊特牲之前耳。其实作礼器者在郊特牲之后，何以见之？礼器分别「大小」「多少」等义，皆摭拾诸礼文为之。其云「祭天特牲。天子适诸侯，诸侯膳以犊」，及「大路繁缨一就，次路繁缨七就」，皆取郊特牲之文而小变之者。郑氏于此节曰：「此以小为贵也。」孔氏曰：「郊特牲文承礼器之下，覆说以小为贵之事。」郑氏又于「大路繁缨」节曰：「此因上说以少为贵者。」嗟乎！礼记四十九篇，果为一人之作乎？其在前者，果其人之前作；在后者，果其人之后作乎？甚可嗤也！此节本文明言「贵诚」，其无「贵小之意」；「大路繁缨」节是说「尊卑之制」，亦并无「贵少之意」。今悉外本文而远承前篇立说，亦可谓：「固哉！为礼矣。」(卷四六，页四-七)
大路繁缨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飨腥，三献爓，一献孰，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也。诸侯为宾，灌用郁鬯，灌用臭也。大飨，尚腶修而已矣。
说见上。郑氏以礼器「次路七就」「七」字为误，不知礼器取此也，而其或小变之，或字误，均未可知，余详礼器。「郊血」四句，及「诸侯为宾」二句，皆言「不飨味而贵气臭」之义，其文亦错落浑古。礼器以「郊血」四句，言「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以「诸侯为宾」二句，言「礼之以少为贵」，则礼器之取此明矣。孙文融曰：「腶修非气臭，但不极味。言尚此，则此外皆飨其臭耳。」此论甚细。郑氏释为「亦不享味」，诸家皆混承之非是。(卷四六，页九)
大飨，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献之介，君专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陈用之谓：「周礼，天子之席不过三重，诸侯之席止于二重，则国君之席三重者，是殷之制。」如其说，则殷礼反文于周礼耶！「三献之介」，大夫也。「君专席而酢」，则大夫亦应是专席。礼器谓：「大夫之席再重」，亦所谓小变之者。孔氏曲解以为：「大夫席虽再重，今为介，降一席，祗合专席。」孔氏之礼也。(卷四六，页一二-一三)
飨褅有乐，而食尝无乐，阴阳之义也。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故春褅而秋尝；春享孤子，秋食耆老，其义一也。而食尝无乐。饮，养阳气也，故有乐；食，养阴气也，故无声。凡声，阳也。
郑氏曰：「褅，当为禴之误。王制曰：春禴，夏褅。」按：郑据周礼以王制为夏、殷礼，而又改此文以合王制，可谓紊乱礼文之甚矣！礼言从来不同。祭义亦曰「春褅秋尝」，岂皆误耶！按商颂「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