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系辞自言「阴阳奇耦」，各不相通。郑据「五行」解易辞，分别天地生成之数，今又以解易辞者解月令，縢谬也。月令所谓「其数八」者，固以「五行」言，然亦非天地生成之谓。孔疏引皇氏之说，所不取者，乃是也。盖五行之始于一，而至于五，故一二三四合五而成六七八九，以见土无定位，无成名，无专气，必以水火木金四者合之，而水火木金成，土亦成矣。若如郑分成之数，月令何为但言「成数」而遗「生数」乎？若曰：「以成数为功，故举之。」夫「生数」统于「成数」，「成数」本之「生数」，「生数」岂反无功乎？于是于「中央」推说不去，则又曰：「言生数」。窃恐作月令者，必不举此遗彼，及此同彼异之若是耳。(卷二五，页一三-一四)
其味酸，其臭膻。
「五味」配「五行」本洪致，「五臭」则月令所增也。(卷二五，页一四)
其祀户，祭先脾。
「五祀」之说见于曲礼、王制及士丧礼，其以「户」「？」「中溜」「门」「行」之名，分配于「四时」「中央」者，则见于月令也。「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肾」，皆无意义，所以诸家之解，悉不可通。郑氏曰：「祀之先祭脾者，春为阳中，于藏值脾，脾为尊。」按：五藏之位：肺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肾为下。则肝为中，可直阴中之秋矣；脾非中，何以直阳中之春？一合一否，余可类推。此一说之不可通也。孔氏曰：「所以春位当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当夏，肾最在后而当冬，从冬稍前而当春，从肾稍前而当脾，故春位当脾；从肺稍却而当心，故中央主心；从心稍却而当肝，故秋位主肝；此直据牲之五藏，而当春夏秋冬之位。」按：谓肾则在后而当冬，则肺在前宜当春矣，何以当夏？其或云「稍前」，或云「稍却」，可见无一定之位，故辞费如此。何得据牲之五藏，而当四时之位乎？此二说之不可通也。马彦醇曰：「春祭先脾，为其木胜而养土；夏祭先肺，为其火胜而养金；秋祭先肝，为其金胜而养木；至其静而辩于物，于道为复，于时为藏，各反其木，冬祭先肾为是故也。土于气为中，而主五行；心于形为中，而主五官；中央祭先心为是故也。」按：此说尤混。于「春」「夏」「秋」以「相先」言，于「冬」以「所属者」言，于「中央」以「居中」言，一事而分三义，此三说之不可通也。吴幼清曰：「以人身五藏之次明之，肺最在上，心次于肺，故候心肺二脉皆在中部；肾最在下，故候肾脉在下部。四时之则，夏至，日近北极，去地最高，肺之位象之，故夏祭先肺。夏至后，日渐南，夏末比夏至之日微下，心之位象之，故中央先祭心。秋分、春分，日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而当其腰，脾肝之位象之，故春先祭脾，秋祭先肝。冬至，日近南极，最下，肾之位象之，故冬祭先肾。」按：如其「脉部」之说，肝、脾在中部，土在中央，正宜取脾、肝，何以反取上部之心乎？如其「日行」之说，肝、脾俱在中位，何以知脾单属春，肝单属秋乎？亦无确义。且脾本次于肝，其谓肝之于脾者，妄矣。此四说之不可通也。至明张氏执「五行相胜」之说，谓「中央先祭心，心当作肾，冬祭先肾，肾当作心」。改古人之书以就己说，益妄不足辨。 (卷二五，页一五-一七)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凡十二月，每月二气，为二十四气；每月六侯，为七十二候，皆后世所造，月令固无之。二十四气始于汉太初历，七十二候后魏始入于历，而伪周书始妆点之为「五日一候」，故孔氏：「凡二十四气，每三分之，七十二气，气间五日有余，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据此皆撮取月令之文为之者也，而月令则不然，其纪候每月多寡不一，寡则或四，多则或九；又叙 参差，每月取行文章法相配，不于一处见之也。徐伯鲁习见后世历书整排六候，以月令之叙次隔越，每指为错简，大可嗤也。且月令纪候中多兼叙事，如「孟春，草木萌动」，下言「王命布农事」；「仲春，玄鸟至」，下言「祀高媒」事；「雷乃发声，始电」，下言「木铎令民」事，余不备述，未尝止为一句，如后世之纪候也。又如：季春，以「鸣鸠拂羽，戴胜降桑」，叙于「毋伐桑柘」之下；孟夏，以「靡草死，麦秋至」，叙于「聚畜百药」之下；季夏，以「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叙于「烧薙行水」之上，余不备述，此取上下文义联属也，此之不辨，安得溺今以疑古乎？上古作历无所谓「气」，但有「候」耳。尧时敬授人时，既审日月星辰，又必验之民与禽兽之间，此纪候之祖也。下此多散见于春秋内、外传，其夏小正则专述其义，盖古人见候之所著，即可以定时，以是令民事而布政尔。若夫所谓「气」，「分」「至」「启」「闭」此八者，春、秋分，夏、冬至，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乃四递嬗之大端，不可与其它縢列为二十四，况其它亦即是候，何必多增以名色乎？观此则月令犹为近古矣。后世二十四气固多增设，而七十二候尤为附会也。谓「五日一候」于何验之？谓「每三分之，以为七十二候」，夫气之所至即为候，气与候又何以别之？且必欲取盈此数，便多牵凑之弊。今以气候二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