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光十七年王氏的刊本。胡适与钱玄同雀跃万分。顾颉刚乃得以借阅，手钞一本，并加以标校。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顾氏编辑古史辨时，曾将他与胡适讨论姚氏生平与道论的文字汇集收入古史辨中。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双流郑璧成又根据王氏刊本覆刊于四川成都。民国三十三年(一九四四)，郑氏将印板赠送给北泉图书馆，馆长杨家骆辑印北泉图书馆丛书时，将姚氏书列入第一集第一种。一九五八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的点校本。此后，根据顾氏本翻印者甚多。兹将诗经通论的各种板本胪列如下：
1.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韩城王笃铁琴山馆刊本。
2.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成都书局据韩城王氏本重刊。
3.民国十六年，双流郑璧成覆刻韩城王氏刊本。
4.民国三十六年，私立北泉图书馆丛书本。
5.民国四十七年，北平中华书局排印顾颉刚校点本。
6.民国五十年，台北广文书局据顾氏校点本影印。
7.民国五十二年，香港中华书局据顾氏校点本影印。
8.民国六十七年，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据顾氏校点本影印。
9.民国六十八年，台北育民出版社据顾氏校点本影印。
本次整理，为节省人力，乃根据顾颉刚点校本重新编排，唯顾氏本各诗篇前皆未有篇名，检阅相当不便。兹为方便检索，于各诗篇前皆加印篇名。又顾氏书之文字有明显误植者，则根据王笃刊本加以更正，不另作校记。书前原有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所写的「出版者说明」一篇，台湾各翻印本，皆加以删除，兹为保持原貌，将其恢复。原顾颉刚为北泉图书馆丛书本所作的序，仍有一定之意义，兹将其置于卷首，以见顾氏搜集和整理姚氏著作之经过。
本次校印，校对工作由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侯美珍、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童小铃两位女弟担任。侯美珍更将校稿有阙疑者与道光十七年王笃刊本核对过一次，以减少错误。他们两位的辛劳，最应感谢。
诗经通论
序
出版者说明
中华书局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的诗歌总集，但是自从它既经编定并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广泛地应用，封建统治者就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用合乎他们的阶级利益和道德标准的观点，来曲解这三百另五篇诗的精神。春秋、战国时列国使节在外交宴会上的「赋诗陈志」，以及孟子的所谓「以意逆志」，都已经显露出这种附会的端倪；而从汉朝开始，儒家定于一尊，诗经奉为经典，于是在「经师」们凿空推索和迂腐传注之下，人民的诗歌就被蒙上重重迭迭的瓦砾灰尘。毛郑的传笺和卫宏的诗序，在从汉到唐一千多年的时期中，一直成为说诗的权威。在这期间，虽然有王肃、孙毓等人对于毛郑的传笺表示个别不同的意见，但他们仅仅只争执于毛郑之间的得失，不能跳出诗序的圈子，一致承认诗的大旨在「止乎礼义」，即合于封建统治的政教明训和伦理准则。
宋代的学者开始对传、笺、诗序的本身发生怀疑。最初是欧阳修的毛诗本义和苏辙的诗集传，后来又有郑樵的诗辨妄和王质的诗总闻，而集大成的是朱熹的诗集传。郑樵大胆地提出诗序出于「村野妄人」所作。朱熹更进而认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在两宋时代，汉儒解经的迂腐和固凿，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地支配人心，在学术思想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情况下，封建时代某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学者，对诗经采取了较为切合实际的解释。但是，诗经中的一些民间恋歌，仍然被朱熹目为「淫奔之诗」，稍后于朱熹的王柏在其诗疑一书中，更主张把它们从诗经中删除出去，这表明了他们只不过企图用新的伦理观念来代替两汉经师们陈腐了的批注，以期适合于当时的封建统治利益的要求。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在诗经研究中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宋代以后，也有一些祖述毛、郑的人据诗序来攻击朱熹，如马端临明白地提出「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在清朝汉学大盛的时候，像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都是以攻朱尊序著名的。尊序与宗朱，是几百年诗经学研究中激烈争论的中心。在这时期，能够不牵涉到这个聚讼纷争中去，而能从诗的本义说诗的，只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几个人。崔述写读风偶识时有否见到过诗经通论；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却是明显地受到姚氏的影响。
姚际恒，字立方(四库提要谓字善夫)，号首源，祖籍安徽新安，长期居住在浙江的仁和，康熙时诸生，与毛奇龄同时，也是毛的学问上的诤友。武林道古录中谓：「少折节读书，泛滥百家，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事于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余婚嫁毕而注九经。遂屏绝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浙江通志经籍门载，九经通论一百七十卷。此外并有古今伪书考、好古堂书画记、庸言录等著作，足见其治学范围之广。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与张穆阎潜邱先生年谱所载，阎若璩对于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