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说而力行之哉？此学者治心修身，本末先后自然之理也。所以始乎为士，而终乎为圣人也。颜子三月不违仁，盖谓此也。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盖乐此也。
凡介甫之所言，似不与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为扬子不过，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学之要义，以相去远，故略及之，不审以为如何？其他未及子细。剧寒自重，书至幸报答。不宣。巩再拜。
【答王深父论扬雄书】
蒙疏示巩，谓扬雄处王莽之际，合于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谓纣为继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与雄不同。又谓《美新》之文，恐箕子不为也。又谓雄非有求于莽，特于义命有所未尽。巩思之恐皆不然。
方纣之乱，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盖皆谏而不从，则相与谋，以谓去之可也，任其难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献于先生，不必同也。此见于《书》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难，乃人臣不易之大义，非同姓独然者也。于是微子去之，比干谏而死，箕子谏而不从，至辱于囚奴。夫任其难者，箕子之志也，其谏而不从，至辱于囚奴，盖尽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谓各以其所守自献于先王，不必同也。当其辱于囚奴而就之，乃所谓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囚奴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内难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见于《书》、《易》、《论语》，其说不同，而其终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际，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于仕莽而就之，固所谓明夷也。然雄之言著于书，行著于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仕莽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谓与箕子合。吾之所谓与箕子合者如此，非谓合其事纣之初也。
至于《美新》之文，则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则乡里自好者不为也，况若雄者乎？且较其轻重，辱于仕莽为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则于其轻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则于《美新》，安知其不为？而为之亦岂有累哉？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顾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于南子，非所欲见也；于阳虎，非所欲敬也。见所不见，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谓诎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则非雄所以自见者欤？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见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则雄于义命，岂有不尽哉？又云：介甫以谓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夷甫以谓无不可者，圣人微妙之处，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圣人，强学力行，而于义命有所未尽，故于仕莽之际，不能无差。又谓以《美新》考之，则投阁之事，不可谓之无也。夫孔子所谓无不可者，则孟子所谓圣之时也。而孟子历叙伯夷以降，终曰乃所愿则学孔子。雄亦为《太玄赋》，称夷齐之徒，而亦曰：“我异于是，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则无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学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则宜有可有不可，以学孔子之无可无不可，然后为善学孔子。此言有以寤学者，然不得施于雄也。前世之传者，以谓伊尹以割烹要汤，孔子主痈疽瘠环，孟子皆断以为非伊尹、孔子之事。盖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观雄之所自立，故介甫以谓世传其投阁者妄，岂不亦犹孟子之意哉！
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介甫亦以为然。则雄之言，不几于测之而愈深、穷之而愈远者乎？故于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况若雄处莽之际，考之于经而不缪，质之于圣人而无疑，固不待议论而后明者也。为告夷甫，或以为未尽，愿更疏示。
【与王向书】
巩启：比得吕南公，爱其文。南公数称吾子，然恨未相见。及至南丰，又得黄曦，复爱其文。而吾子亦来，以文见贶，实可叹爱。吾子与吕南公、黄曦皆秀出吾乡，一时之俊，私心喜慰，何可胜言？惟强于自立，使可爱者，非特文词而已。此鄙劣所望于三君子也。道中匆匆奉启。不宣。
【回傅权书】
巩启：辱惠书及古律诗、杂文，指意所出，义甚高，文辞甚美。以巩有乡人之好，又于闻道有一日之先，使获承重贶，幸甚。
足下论古今学者，自好者少，苟合者多，则固然矣。因以谓如鄙劣者，能知所守，则岂敢当？抑足下欲勉之至此，则岂敢怠？足下之材，可谓特出，自强不已，则道德之归，其孰可御？恨不相从，不能一一具道。能沿牒至此一相见否？荒隅之中，孤拙寡偶，钦企钦企。春暄，余保爱保爱。不宣。
【福州上执政书】
巩顿首再拜上书某官：窃以先王之迹去今远矣，其可概见者尚存于《诗》。《诗》存先王养士之法，所以抚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谓备矣。故其长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则如萝蒿之在大陵，无有不遂。其宾而接之，出于恳诚，则如《鹿鸣》之相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