纩塞聪，又以作聪明为戒。夫如是者，非涂其耳目也，亦不用之于小且近而已矣，所以养其聪明也。养其聪明者，故将用之于大且远。夫天下至广，不可以家至户察，而能用其聪明于大且远者，盖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诸侯百官，而总之以四岳，舜于视听，欲无蔽于诸侯百官，则询于四岳，欲无蔽于四岳，则辟四门，欲无蔽于四门，则明四目，达四聪。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户察而能立于无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达四聪者，舜不自任其视听，而因人之视听以为聪明也。不自任其聪明而因之于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独然也，不自任其聪明而因之于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又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舜于聪明，下尽人，上参天，斯其所以为舜也。舜之时，至治之极也，人岂有欺舜者哉！舜于待人，亦岂疑其欺己也！然而访问反复，相参以考察，又推之于四面，若唯恐不能无所蔽者，盖君天下之体，固不得不立于无蔽之地也。立于无蔽之地者，其于视听如此，亦不用之于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聪，而天下之情可坐而尽也。言曰从、从作者，《易》曰：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则言之要为可从而已也。言为可从也，则其施于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龙，亦曰：“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言之不可违如此也。貌曰恭、恭作肃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盖威仪动作见于外者无不恭，则生于心者无不肃也。传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礼义威仪之则，所以定命也。故颜渊问仁，孔子告之以视听言动以礼。而卫之君子所以称仁者，亦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养其聪明，而不失之于言貌，故尧之德曰聪明文思。言貌者，盖尧之所谓文，则虽尧之圣，未有不先于谨五事也。
“三，八政：曰食，曰货，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宾，曰师。”曰食、曰货、曰祀、曰宾、曰师，称其事者，达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称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于养生，莫大于事死，莫重于安土，故曰食，曰货，曰祀，曰司空。孟子以使民养生送死无憾为王道之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于养生送死之具，然后教之，教之不率，然后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彝伦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叙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于知至意诚，心正然后身修，身修然后国家天下治。以是为大学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见于经者，莫详于尧。盖聪明文思，尧之得于其心者也。克明俊德，有诸心，故能求诸身也。以亲九族，九族既睦，有诸身，故能求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诸家，故能求诸国也。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有诸国，故能求诸天下也。积于其心以至于身修，此尧之所以先觉，非求之于外也；积于其家以至于天下治，此尧之所以觉斯民，非强之于耳目也。夫然，故尧之治何为也哉？民之从之也，岂识其所以从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为无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导之以效上之所为而已也。养之于学，所以使之讲明；文之以礼乐，所以使之服习，皆教之之具也。使之讲明者，所以达上之所为，使之服习者，所以顺上之所为，所谓效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无，下得而效之也。当尧之时，万邦黎民之所效者，尧之百官；百官之所效者，尧之九族；九族之所效者，尧之身。而导之以效上之所为者，舜为司徒也。舜于其官，则又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后至于五典克从，民效之也。及舜之时，舜之导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后，其命契为司徒，则犹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敬敷五教，在宽。”盖忧民之不亲，而念其不顺上之化，命之以谨布其教，而终戒之以在宽，岂迫蹴之也哉！其上下之际，导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为之命令，为之典章，为之官守，以致于民，此先王之政也。盖化者所以觉之也，教者所以导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觉之无可言，未有可以导之者也；导之无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况于率之无可言，而欲一断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谓善，觉之者也；其所谓法，导之者也；其所谓政，率之者也。其相须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备者也。先王之养民而迪之以教化，如此其详且尽矣，而民犹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眚也，过也，非终也，虽厥罪大，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眚也，非过也，终也，其养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则必责己而恕人。故《汤诰》曰：“惟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如是，故以民之罪为自我致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养之无所不足，教之无所不至，不若我政人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犹有渐于恶者久，而蒙化之日浅者，则又曰勿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