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非也。
愚以谓京都之内则宜遵旧常之法；天下郡国则宜通闽蜀之制。无损于课而课以之集，不烦于刑而刑以之省。可以导仁政，可以消争心。前所谓酌其便宜而建以中道者，莫大于此。〈同上〉
【财用】
荀卿言富国之道曰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所谓裕民者，取之有制，使之优厚之谓也；所谓节用者，使之出入有度，足以相掩之谓也。善哉！荀卿言富国而先及民者，知本欤！比咸平、景德虽有北警之役，而国用民力上下交足者，其是道哉？今日无向者之警役，而藏于国者或寡，赋于民者或多。何哉？且节用经制、百官谨职皆如向之时，胡为国用民力不加焉？是亦天时之水旱，兵食之多冗，管榷之未通。姑当乘丰而储备，利商而通货，练兵而去冗。昔尧汤水旱而民无捐瘠者，备先具也。唐大历后，国费能给者，刘晏辈利商转货也。兵贵精，昔曹公以五千敌众万，故冗食可省也。如是，其民赋少省，国用少充，庶几民裕国足如荀卿之言也。〈同上〉
【兵乘一】
可以均天下之土地而定军赋之法，唯井田为最备。其法之可见，唯周为最著。《周官》：王畿千里，天子正位于其内，而卿遂分治于其外。必以土均之法稽其人民，故小司徒以九地之别，为其三等任人之制。凡役之起，则家无过于一人，而其余为羡。故六卿六遂之中，有正卒、有羡卒五等。建国之制虽殊，而出军之数固不易于是也。盖天子六军，而成国半之。若鲁者有因周之成国，宜有三军者也。然僖公之颂曰“公车千乘”，又曰“公徒三万”，夫其徒三万者，固合于三军之制矣，其车千乘者，兵车一为卒七十五人，千乘常七万五千人，此六军之制也，鲁安得而有之？故明策以访于学者。夫鲁虽侯国，而出军之法不殊于畿内，故其三郊三遂之中，亦有正卒，有羡卒。颂之称曰“公车千乘”者，兼其正卒、羡卒之数而言之也。又曰“公徒三万”者，举其正卒之成数而言之也。僖公能复先君之土宇，而其车徒之盛如此，故颂者尽之，非兵赋之异也。〈同上〉
【议钱上】
夫制世御俗非一谋可尽也，便民益国非一术可该也。是以圣人在上，随轻重而御之。民所重则御之以轻，民所轻则御之以重。有刀布之法，有币帛之制。刀布者，货之流也；币帛者，货之源也。流非源不蓄，源非流不行。二者循环，迭相为救，此圣人有国御天下之大柄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王。文王已前德之盛者也，故其道虽立而其迹不传。
逮乎武王建祚，师望佐业，外则通三币之货，内则制九府之常，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也，布者取其散也，泉者取其流也，流则天下之用足，散则天下之财阜，利则天下之民和。民和而后廉取兴，财阜而后礼义浃，用足然后德化被。管子用之，所以辅桓公而成开塞之术也。周景变之，所以隳祖构而忘小大之法也。缘此而下，废兴不常。西汉以来，其制屡易，陈七福者有焉，述操柄者有焉，锡铜山者有焉，废五铢者有焉，创鹿币者有焉，建三官者有焉。晋宋而后，俗化惭薄，上先其制，下成其私，有风飘水浮之轻，有线环赤郭之异。百名千品，莫可胜述。远近流俗，益用苦之。李唐受命，尽扫其辙，文之以年纪，创之以事宜，规模小大，最为折衷，天下得以从其便，人主得以操其权，较之古先，诚得其术。
我国家铲去伪乱，袭有唐休烈，鼓铸有常职，辇运有常数，盗滥有常禁，出纳有常经，稽其本末可谓详矣。然比岁以来，邦用颇乏。于民也，有困穷耗费之苦；于国也，无丰盈羡给之余。议者纷起，莫从其便。或曰：宜铸为大钱，以加千百之直。或曰：宜兼造铁制，以同闽蜀之法。大可以益国，小可以便民。行于一时，足见其利。铸为迂远之谈，苟简之谋也，非所谓利于经人也。夫久为大钱，则民失其用，用失其用则众易其业，易其业则困匮生而奸滥起矣。兼造铁则国重其禁，重其禁则俗违其便，违其便则抵冒作而刑辟烦矣。且今之刀布有四患焉：蓄而不行，一患也；盗铸日积，二患也；于用甚轻，三患也；岁铸不给，四患也。夫伐山取谷鼓铸，而泉有不行者，兼并聚之也；法令峻烈，甚于水火，而民或盗铸者，薄利诱之也；大小之法，与前无异，而用之甚轻者，异物害之也；宝货之路出于羡余，而岁铸不给者，浮费夺之也。为今之策，不若去四患而立四利。何谓四利？塞兼并一也，严法令二也，禁异物三也，节浮费四也。四利既立，四患可除。当今之宜，莫便于此。〈《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
【议钱下】
问：自古钱法，未有如国家之折衷者。然比年以来，铜产耗竭，鼓铸不能供。欲案其旧法而弗变，则患乎铜之不给；欲铸乎大者以兼乎小者，则患乎民之窃铸也。敢问何行而后可？
对：自古钱法，轻与重，大与小，诚莫如国家之折衷也。然所以制之之术，行之之道，有所未至焉。何以言之？今夫淮浙之间，盗铸盈市而法令不能严，有司不能知，天下之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