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尧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鲧之禹、后稷、越椒、叔鱼之事，后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尧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谓习于恶而已者；瞽瞍之舜、鲧之禹，固吾所谓习于善而已者。后稷之诗以异云，而吾之所论者常也。《诗》之言，至以为人子而无父。人子而无父，犹可以推其质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无以常乎，则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为性也。越椒、叔鱼之事，徒闻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两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与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妇人者以声与貌定，而卒得之。妇人者独有过孔子者邪？
【对难】
予为《杨孟论》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难予者曰：“子之言性则诚然矣。至于言命，则予以为未也。今有人于此，其才当处于天下之至贱，而反处于天下之至贵；其行当得天下之大祸，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当处于天下之至贵，而反处于天下之至贱；其行当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祸。此则悖于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于是君子曰，为之者天也。所谓命者，盖以谓命之于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进九官，诛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诛二叔。若九官之进也，以其皆圣贤也；四凶之诛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圣贤也；二叔之诛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则人之所为矣。使舜为不明，进四凶而诛九官，成王为不明，尊二叔而诛二伯，则所谓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为，可强以为之命哉？”曰：圣贤之所以尊进，命也；不肖之所以诛，命也。昔孔子怀九官、二伯之德，困于乱世，脱身于干戈者屡矣。遑遑于天下之诸侯，求有所用，而卒死于旅人也。然则九官、二伯虽曰圣贤，其尊进者，亦命也。盗跖之罪浮于四凶、二叔，竟以寿死，然则四凶、二叔虽曰不肖，其诛者，亦命也。是以圣人不言命，教人以尽乎人事而已。呜呼，又岂唯贵贱祸福哉？凡人之圣贤不肖，莫非命矣！曰：“贵贱祸福皆自外至者，子以谓圣贤之贵而福，不肖之贱而祸，皆有命，则吾既闻之矣。若夫圣贤不肖之所以为圣贤不肖，则在我者也，何以谓之命哉？”曰：是诚君子志也。古之好学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由此而言之，则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君子虽不谓之命，而孟子固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为不肖，何以异于此哉？
●卷六十九
◎论议
【禄隐】
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齐而后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圣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扬子亦曰：“孔子高饿显，下禄隐。”夫圣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于人而所行于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于人而所弃于己者也。然而孔、孟生于可避之世而未尝避也，盖其不合则去，则可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于扬子，则吾窃有疑焉尔。当王莽之乱，虽乡里自喜者，知远其辱，而扬子亲屈其体为其左右之臣，岂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处之，非必出于此言乎？曰：圣贤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岂固欲为此不同哉？盖时不同则言行不得无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时不同而固欲为之同，则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于圣人而道不同，则其为小人也孰御哉？世之士不知道不可一迹也久矣。圣贤之宗于道，犹水之宗于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海则同矣。圣贤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尝同也，至其宗于道则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于海；圣贤因时而屈伸，故能宗于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圣人也，百世之师也。”如其高饿显，下禄隐，而必其出于所高，则柳下惠安拟伯夷哉？扬子曰：“途虽曲而通诸夏，则由诸；川虽曲而通诸海，则由诸。”盖言事虽曲而通诸道，则亦君子所当同也。由是而言之，饿显之高，禄隐之下，皆迹矣，岂足以求圣贤哉？唯其能无系累于迹，是以大过于人也。如圣贤之道，皆出于一，而无权时之变，则又何圣贤之足称乎？圣者，知权之大者也；贤者，知权之小者也。昔纣之时，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盖亦所谓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言君子之无可无不可也。使扬子宁不至于耽禄于弊时哉？盖于时为不可去，必去，则扬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与禽兽朋也几何？圣人恶之也，制作焉以别之。下而戾于后世，侈裳衣，壮宫室，隆耳目之观以嚣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皆不得其所当然，仁义不足泽其性，礼乐不足锢其情，刑政不足网其恶，荡然复与禽兽朋矣。圣人不作，昧者不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