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长言，则今之平、上、去声也；短言，则今之入声也。（恩寿按：长言则今之南曲也，短言则今之北曲也。此条尤与曲相近。）平、上、去三声，因多通贯，惟入声似觉差殊。然而‘祝’之为‘州’，见于《谷梁》；‘蒲’之为‘亳’，见于《公羊》；‘趋’之为‘促’，见于《周礼》；‘提（是支反）’之为‘祈（常列反）’，见于《檀弓》：若此之类，不可悉数。迨至六朝，诗律渐工，韵分已密，而唐人功令，犹许通用，故《广韵》中有一字而收之三声、四声者，非谓一字而有此多音，乃以示天下作诗之人，使随其迟疾、轻重而用之也。后之陋儒，未究厥旨，乃谓四声之设，考诸五行、四序，如东西之易向，书夜之异位，而不相合也，岂不谬哉！且夫古之为诗，主乎音者也；江左诸公之为诗，主乎文者也。文者，一定而难移；音者，无方而易转。夫不过喉、舌之间，疾、徐之顷，而巳谐于音，顺于耳矣，故或平、或仄，时措之宜，而无所窒碍。《角弓》之‘反’上，《宾筵》之‘反’平；《桃夭》之‘室’入，《东山》之‘室’去：惟其时也。《大东》一篇两言‘来’，而前韵‘疚’，后韵‘服’；《离骚》一篇两言‘索’，而前韵‘妬’，后韵‘迫’：惟其当也。有定之四声，以同天下之文；无定之四声，以协天下之律。圣人之所以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非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余尝谓：“入声无音，以平、上、去之音为音。北曲多用入韵，反之，即平韵也。”颇与顾氏入为闰声之论相合。顾氏之言曰：“平声音长，入声音短。（恩寿按：惟其音短，故宜北曲。）平声字多，入声字少。长者多，短者少，此天地自然之理也，故入声之部，合之三声，但有其四。（原注：‘见《古音表》。’）而五方之音，或有或无，尚不能齐，必欲以配三声，或以其无是声也而削之，（原注：‘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并作三声。’）则均之不远矣。《诗》三百篇中，亦往往用入声之字。其入与入为韵者，什之七八；入与平、上、去为韵者，什之三。（恩寿按：曲之四声并协者，实权舆是。）以其什之七，而知古人未尝无入声也；以其什之三，而知入声可转为三声也。（恩寿按：词中入可作平，巳成定例，曲则可作三声，此词、曲分宽、严处。）故入声，声之闰也，犹五音之有变宫、变征而为七也。”
李笠翁发明北曲宜用入韵，其说甚辨，盖为初学而言，若久于此道而得三昧者，则左之右之皆宜矣。然稍不经心，亦不无聱牙结舌之弊。试以《西厢》、《琵琶》两记较之：作《西厢》者，工于北曲，则入韵是其所长，如《闹斋》曲中“二月春雷响殿角”，“早成就幽期密约”，“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扭捏着身子百般做作”，“角”字、“约”字、“学”字、“作”字，何等雅驯，何等自然！《琵琶》工于南曲，用入韵是其所短，如《描容》曲中“两处堪悲，万愁怎摸”，愁是何物，而可摸乎？
续词余丛话卷二
原文续
朱子曰：“古人作诗，只是说他心下所存事。说出来，人便将他诗来歌。其声之清浊、长短，各依他诗之语言，却将律来调和其声。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调了，然后作语言去合腔子，岂不是倒了?却是永依声也！古人是以乐去就他诗，后世是以诗去就他乐，如何解兴起得人！”余谓：按曲者照谱填词，不敢意为增损，以诗就乐是也；兴之所至，犯一曲、两曲，至十余曲而成一曲者，以乐就诗是也。
填词一道，虽为大方家所窃笑，殊不知此中自有乐也，惟好事者始能得之。大凡功名富贵中人，大而致君泽民，小而趋炎附势，惟日不足，何暇作此不急之需?必也漂泊江湖、沉沦泉石之辈，稍负才学而又不过于时，既苦宋学之拘，又觉汉学之凿，始于诗、古文辞之外，别成此一派文章，非但郁为之舒，愠为之解，而且风霆在手，造化随心——我欲作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谐西子、王嫱之佳偶；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笔床砚匣之旁；我欲尽忠、致孝，则君治、亲年，可驾尧、舜、彭籛之上——非若他种文字，欲作寓言，必须酝藉；倘或略施纵送，稍欠和平，便犯佻达之嫌，失风人之旨矣。填词者用意、用笔，则惟恐其蓄而不宣，言之不尽。代何等人说话，即代何等人居心。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僻者，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僻之思。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认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勿使浮泛，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道得矣。东坡以行文为乐事。夫文之乐，吾则不知；雕虫小技之乐，未有过于填词家矣。
填词诚足乐矣，而其搜索枯肠，捻断吟髭，其苦其万倍于诗文者。曲词一道，句之长短，字之多寡，声之平、上、去、入，韵之清浊、阴阳，皆有一定不移之格，长者短一句不能，少者增一字不可。又复忽长忽短，时少时多，当平者用仄则不谐，当阴者换阳则不协。尽有新奇之句，因一字不合，便当毅然去之；非无揑凑之词，为格律所拘，亦必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