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毓英等正月间，奏称滇省兵力有余；倪文蔚亦屡称前敌各营，同仇思奋。盖用本省之兵将，出境设防，情形较熟，呼应较灵，运费较省，似不必征调远省客军，致涉张皇烦费也。至法人之责言于越者，因甲戌订约，由红江通商云南，越南刘永福部众在红江上游阻扰，显违原约。故以进剿刘团为辞，而越人则谓法国商船之不能往，由于上游江道滩石险阻，轮船不能通行，并非刘永福阻之。两国各执一词，非中国所能排解。去冬宝海过津，请在保胜设关通商，亦欲中国为之设法疏通，而滇、粤各省，既不谓然，法国复自翻前议，度其添兵攻取南定，查封越粮，又遣新使赴越，勒订新约，无非胁越以逼从，非志在全吞越境也。甲戌之约，语多悖谬，当日越王既未请示，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谕旨派臣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臣受恩至深，久已以身许国，如果于事有济，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惟查广东并未派陆兵出防，仅吴全美所带轮船数艘，驻泊廉琼一带，遥作声势。其船只单薄，断不能与法国著名水师相敌。曾国荃等自能相机调度，臣即前往，势等赘疣。至广东距粤西边境数千里，粤西距云南边境又数千里，其间非驿站正道，文报往返，动须数月，声气隔绝，消息难通。若徒受节制之虚名，转以贻推诿之口实，诚恐误事不浅，应请朝廷仍责成滇粤各督抚自行钤束，妥为调度，随时商办，较有实济。谕旨令应调何路兵勇，妥筹具奏。臣查御外敌与防土匪情事不同，以防土匪之军，制御外敌，鲜能制胜。目今各路兵勇，自以南北洋军实较强，然仅足支海防要地。臣起家兵间，向用淮勇，乃廉颇用赵之意，迭经裁遣，所剩无多，分布直隶、江苏各处，方虞地广兵单，更难抽调大队。且淮勇籍隶北省，于越南水土恶劣卑湿瘴疠之区，甚不相宜。往年唐定奎所部，调防台湾，为瘴所侵，死亡过半，其明证也。淮将黄桂兰，见防粤边，所募皆系粤人，而非淮勇；又况数千里外调营，粮饷军火转运之难，百倍寻常。迨三数月而后到防，形势尚生，事机又变。若与法人开衅，彼此分遣兵船、扰我沿海各口，顾彼失此，尤与根本大局有妨。若无亲军随行，臣孑身前往，转失威重，而亵国体，亦非所以威敌致远矣。臣忧患余生，恨不能糜顶踵以图报君父，既承严命，拟即料理束装，克日起程，过金陵时，与左宗棠筹商，有无可以远拨之队。再至上海暂驻，就电报之迅速，察酌南北军情，再取进止，随时奏请圣裁。所有豫筹越南边防实在情形，谨由驿密陈，伏乞圣鉴
边情已亟宜定宸谋疏（附剖晰附陈片）（光绪九年）张佩纶
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讲学士臣张佩纶跪奏，为边情已亟，宜定宸谋，恭折仰祈圣鉴事。
臣惟法越之衅，论地势则偪于俄之争伊犁；论敌情则横于日之袭琉球；论海氛则等于西洋之驻澳门，英人之索香港；论边患则同于洪逆之起粤西，回匪之扰云南；此诚朝廷所宜长虑却顾熟思审处者也。顾河内之破，已逾一年，南定之扰，又且三月，问使臣则临事言病，问疆臣则临敌言和，问任人则枢臣曰才难，问筹饷则计臣曰财匮；中外扰扰，迄无成谋。瓮漏釜燋，熟视不救。微臣窃以为虞。方今法军新挫，法使复来，进退不能，殆将变计。我若善为箝制，法中悔而改盟，未可知也。朝廷于此，何以应之？夫制敌之方，驭军之略，未有谋不定于内，而能成功于外者。愿圣明垂意焉。
一、彼己宜并权也。论中国情势，新疆甫平，西饷告匮，海防初设，洋饷又告匮，重以大灾洊于西北，伏莽蕴于东南，略内政而务外攘，似非本计。且勋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年皆垂老，所部精锐，亦渐销亡，必有以船炮不及泰西，越南究非近服，为息兵保境之请者，然法自为德所熸，其力困于国债，贫乏殊不自支，君为虚器，政出多门，良将无人，邪士坐议。其图越也，主谋者特西贡之将臣，供饷者特巴黎之商户，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见小欲速，初无坚心。德之毕士麻睨其后，越之刘永福当其前，我滇、粤三省水陆各军首尾衔应，法大举则饷竭，孤立则援穷，势殆难久也。要之中国诚贫，法亦不富，中国诚弱，法亦不强，而地则主客异势，远近殊形，此而怯懦自居，游移不断，使属藩翦灭，列国生心，实为铸一大错耳。
一、和战当熟计。臣非讳言和也，和而存越固和，和而不通滇商亦和，即亡越通滇，而能使法人得越之后，不与越西争界，通商之后，不在滇南驻兵，则亦和。臣不知主和者能之乎？且疆臣亦但知和之易，不知和之难也。和则必偿法之兵费，中国偿之，耻也。使越南偿之，越南不听命；将若何？则必代逐刘永福；刘永福又不听命；将若何？臣窃谓我欲和则法必战，我能战则法自和耳。法人虽有增船增兵之说，而铁船不能入港，陆兵多不过三千，或居舟，或登岸，或守城，或出队；其势已分，越胜而法退，则惧我之纵军合击也。法胜则深入越境，则虑我之断其归路也。我屯军以养重，彼千里而馈粮，遣使求成，将在法国。奈何敝敝焉望脱利古颜色，而卑辞下气以求之乎？伏愿朝廷以款使交邻，责成总署；以防边存小，责成疆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