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及日本于内地运货，蓄意已久，转瞬修约，届期彼必力请均沾之益，或祇论修约，不提球案，恐并此南岛而失之。臣愚以为南岛得失，无关利害，两国修约，须彼此互商，断无一国能独行其志者。日本必欲得均沾之益，倘彼亦有大益于中国者以相抵，未尝不可允行。若有施无报，一意贪求，此又当内外合力坚持勿允者也。臣再三筹度，除管理商民、更改税则两条，尚未订定，应俟后日酌议外，其球案条约及加约曾声明，由御笔批准，于三个月限内互换，窃谓限满之时，准不准之权仍在朝廷。此时宜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俟三月限满，倘俄议未成，而和局可以豫定，彼来催问换约，或与商展限，或再交廷议，若俄事于三个月内即已议结，拟请旨明指其不能批准之由，宣示该使。即如微臣之执奏，言路谏诤，与彼之不能释放球王，有乖中国本意，皆可正言告之者。臣料倭人未必遽敢决裂，即欲决裂，亦尚无大患。明诏既责臣以统筹全局，切实指陈，臣不敢因朝廷议准在先，曲为回护，亦不敢务为过高之论，致碍施行。若照以上办法，总理衙门似无甚为难之处，所有遵旨妥筹缘由，恭折由驿五百里密陈，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再，台湾一岛，孤悬海外，形势雄远，物产丰饶，内则屏蔽闽、粤、江、浙诸省，外则控扼日本、琉球、吕宋诸岛，即泰西兵商各船，由西南洋来者，必经台湾、厦门之间。故论中国海防者，当以台湾为第一重门户。自同治十三年，日本遣兵侵偪台湾生番，前督臣沈葆桢始议开辟后山番地，并奏明巡抚渡台督办。前抚臣丁日昌复详陈经画台湾事宜，措注颇有远略，乃自丁日昌病去，而台事渐少讲求。自改为督抚轮驻，而两年以来，未闻有渡台之举，绸缪未豫，何以弭外患而伐敌谋。臣尝谓东洋有事，台、澎实当要冲。该省督抚，内必得知兵有威望之重臣，随时亲临其地，相机筹布；何璟勒、方锜皆廉慎有余，才略不足。查贵州抚臣岑毓英，勋绩夙着，不避艰险，坚忍耐苦，足智多谋，倘蒙朝廷以海防为重，量移福建，假以事权，令其督办台湾防务，仍循春夏驻省、秋冬驻台之例，就地设法，筹饷练兵，久之必有成效。该抚于洋务虽少阅历，近来意气渐平，自滇案为英人所忌，亦知事关大局，不可孟浪。圣主时示以刚柔缓急之宜，当能虚心体会，练成边才。勒方锜条理精密，似于贵州地方善后为宜。臣因日本狡谋难测，台防关系紧要，不敢不献其愚，是否有当，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
覆陈球案倭约疏（光绪六年）张树声、裕宽
两广总督臣张树声、广东巡抚臣裕宽跪奏，为球案不必急议，倭约未便牵连，宜缓允以求无弊，遵旨切实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谕，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议结琉球一案，又据右庶子陈宝琛，奏球案不宜遽结，当经惇亲王等酌议，宜照总理衙门所奏办理等因。钦此。仰见宸谟柔远，不辞刍荛之询，务出万全之策，钦服曷胜。窃惟日本贪狡无赖，虐球畏俄，其力不足以助寇，其性不可以恩结，李鸿章、陈宝琛诸臣，言之详计之审矣。至割岛以结球案，结案而涉改约，则理势明而利害见，皇太后、皇上可端拱而决策者也。琉球自明初尚巴志灭山南山北，并有中山，服事中国维谨，一姓相承，至今无改。宫古、八重山，皆南夷荒岛，亦于洪武间始属中山，不过岁修贡职，与三省属府之近隶宇下，衣租食税者不同。今中山残灭，别援尚氏之后，置之两岛之间，与土人则枝指骈拇，不相附丽。言立国则甲兵赋税，无可经营。倭伺其旁，颠危可待。其君既为中国所树，仍中国不了之事，目前暂图收束，后患正自无穷。夫日本无故灭球，中国以大义与之争论，彼曲我直，我不与彼决裂，彼难与我启衅。争论虽无就绪，终存光复之基。割岛不能自存，即斩中山之祀。此仅割两岛议结球案之非计，其理易明也。日本通商章程第三十二款，两国见定章程，嗣后若彼此皆愿重修，应自互换之年起，至十年为限，可先行知照，会商酌改。今已将届十年，原可知照商改，但我以利益与彼，彼亦当以利益偿我。若一国欲专其利，即与修约之义相违矣。况琉球一案，与中日通商，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彼既虏球君，县球土，因中国责言，始以无足重轻之两小岛来相搪塞。中国何负于倭，倭何德于中国，顾欲责备于中国之改约耶？彼则鲸吞蚕食之不已，复欲乘我之危机，我则兴灭断绝之未能，转又予彼以利益。五洲万国，盖不经见。此球案改约二事，断不能牵连并议；其理又易明也。从前洋务初起，与各国订立和约，其时在事臣工，多未谙外事，重以承平日久，武备空虚，所定条款，皆由欺诳挟制而成。盖多非理所有，而束缚于势者，自时厥后，中国讲求交涉利弊，造船筑台，练兵简器，所以力求自强者，非一朝夕矣，度德量力，虽不能争雄于欧土，亦何至受制于倭奴。且俄以伊犁饵吾立约，犹曰代中国收已失之地，今举而还之中国，不可无报称之谊也。倭以球案要吾改约，将何说之辞，无说而从之，恐不免短中国之气逐，生西人之心。此即舍理言势，而割岛改约之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