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能上分国忧，下恤民困，即使势当无可如何，亦能鞠躬尽瘁，明其忠盖。况贤能举贤，才能举才，将见转相荐引，贤才皆可互进，尤能广人臣以人事君之义。发逆之乱，大臣如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各荐贤才，卒平祸乱，此即近证。可否特谕内外臣工，凡可以建言者，令平日留意人才，每岁各举一人，毋论亲故并山林布衣之士，皆许保荐，以备录用。说者必谓保荐不实，援引太滥，转因此恐滋用人之弊，不知用贤之途不广，则得贤亦必不多。但令此岁举数十人中得二三贤才，如宋臣之韩琦、范仲淹、司马光诸人，即可倚作柱石，大才大用，小才小用，皆足有裨政务，患不得才，不患无用才处也。尤在准其保荐，仍即准其弹劾，随时录用，仍可随时去取，非必拘于一成而不变也。盖贤才不聚于朝则散于野，况自来边患，皆边地人导之使然，则荐引人才，于边地尤为急要，深恐不为我用，即为人用，为患滋大；并请相度边地，特立防军，不惟人才可得，且可收养一切勇敢之士，免穷而为非，或致他人诱用。至于京外各官，请随时互相升调，庶中外情势，各自了然，免有偏重睽隔之弊。而京官正途人员才可外用者，亦免升迁不易，有白首郎曹之叹，天下益无弃才矣。
一、民力宜急舒也。言利之人，但求富国，不求富民。岂知民富则饱暖自娱，谁复为非；否则惟柔懦之民，甘为饥寒忍耳，其强黠者，必致迫而为盗。后世人心，多不羁驯，转乐时有裨政，藉事倡惑穷民为乱；及其既乱，往往费国家数十年积蓄，不足供十数年戡乱之用者；知富国富民，势无偏重也。以厘金论，朝廷不得已之为也，奉行不善，遂致小民如蹈水火，富商大贾，或可勉从，贫民则重受其累。盖负贩小民，挟钱数千，衣食赖是，仰事俯畜赖是，加以应纳之厘金，重以吏役之吓索，至于风雨奔走，尤不能必其赀本不折，理宜矜恤，今则当其担负运载而来，将至关卡，稍形观望，指为偷漏，即令果属偷漏，国家视民如子，亦不过子盗父财耳；罪在可原，但令照货补上厘金，岂为宽纵。今则十倍八倍议罚，甚有倾其货不足以偿罚项者，吞声忍泣，申雪无处，以致间有哄折厘卡之事，而贫民因之失业者不少。天下自农工外，半皆商贾，负贩小民，一经失业，保不为乱？可否请稍改定章，无论水陆厘卡，凡穷民货物，其赀本不及十千者，概行豁免。说者必谓立法过宽，厘金不旺，如不及十千者免，则百千之货，必有分作十千以求混免者，皆不探本源之论。国用稍足，且欲并厘金全行裁撤，何妨于不得已之中，仍寓体恤民力之意。且货本如至百千，急于求售，必不作此小算，至于厘卡之设，尤请不事过密，以裕疏通百货之源。若四方所贡物产，乱后元气未复，多有荷恩停止者，皇仁广大，可否敕令所司，逐一查核。如非进用必不可少之需，亦许暂行缓免，以恤民力。臣见史书于此等事，尤极颂美。盖国贫恃民，民贫奚恃，是必民力舒而民气乃靖，富国富民，正非两事矣。
一、州县宜特慎也。朝廷分任督抚，分辖州县，州县得人，乱从何始。且所谓知州知县者，谓其知此一州一县事也。四民有无游惰，田土有无未垦，水旱有无当备，习俗有无奢侈，分核其目，总揽其纲，随事随时，勤加抚字，民最有良，爱如子弟，未有不戴若父母者。从古循吏，岂有异术，今日州县之弊，苦于摊捐，疲于伺应，分心于夤缘奔竞，夺之于利禄身家，其贤者已动多窒碍，非于上官确有知遇，难尽其才。其不肖者则亲差役而薄百姓，轻民命而喜贪刻，借口摊捐，随事诛求，以期弥缝。如售其术，转得久于其职，问其差役，则自数百人多至千人者；问其讼狱，有因子人监押数十人者；夫以差役如许之多，不耕不织，仰赖其官为生，欲不鱼肉百姓能乎？监押如许之多，又不即行审结，欲其为民造福，无取于民能乎？则差役非视州县繁简，照例定额，不准多役一人；讼狱非月报上官，限时了结，不准迟延一事：皆不能止其弊。至于摊捐过多，交代难清，非将久已无着之项，分年限远近，概行豁免，则轇轕永无已时。雍正年间，曾经特旨宽免，盖交代一日不清，州县无一日可期振作，请敕凡有摊捐及亏短正课之州县，分限远近，或准予豁免，或减数追赔，并请于其统辖之官，其有失查处分者，可否加恩宽免，以杜瞻徇，庶可限时清结，交代一清。此后州县少一分之亏累，即为国家多一分之正供。合之天下，实为巨款。经此次清结后，如再亏短，请申明雍正年间分赔之例，庶可稍救其弊；至州县之贤者，许督抚不次保荐；其不肖者请复申明古制。去官之日，书其贪劣之迹，以示鉴戒。天下省分，由州县合并而成，督抚得人，则一省治，州县皆得其人，则州县无不治。其足败州县之治者，如巡检、典史，交劣绅、收民词、索陋规、纵贼盗，甚则挟制官长，畏其反噬。其贤者虽亦有人，而类此者，则往往皆是，致民间有「水旱害我，过时能止，巡典害我，连及孙子」之谣。可否于州县寥阔之区，与其立三、四巡检，或斟酌改并为县，或改设理事同通，经始虽难，为利至大。盖巡典之病民，如蚀物之蠹，有阴受其毒而不觉者。今但视作小官，以不足轻重置之，而不知其祸民至此，或准州县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