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退。太祖因语侍臣曰：“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此人不能称述其主之善，而但称其国险固，失奉使之职矣。吾尝遣使四方，戒其谨于言语，勿为夸大，恐贻笑于人。盖以诚示人，不事虚诞。如蜀使者之谬妄，当以为戒也。”
吴元年正月辛丑，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人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今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
四月壬子，太祖谕起居注詹同等曰：“国史贵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纪之事，是非善恶，汝等当明白直书，勿宜隐讳，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有词虽艰深，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