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士卒困败，而征调不息。此将亡之时也。夫察于亡者然后可以图存，审于危者然后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机而能有成者，鲜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终蹈其覆辙，岂不可惧！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钦哉毋忽。”
吴元年七月丙子，除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语中书省臣曰：“新授郡县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贷于人，或侵渔百姓，不有以养其廉，欲其奉公难矣。”遂赐予道里费。明日，各郡县官既受赐，入谢。太祖谕之曰：“自古生民之众，必立之君长以统治之。不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纷纭吞噬，乱无宁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独治，必设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锄强扶弱，奖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后可以尽力田亩，足其衣食，输租赋以资国用。予今命汝等为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赋为尔等俸禄，尔当勤于政事，尽心于民。民有词讼，当为辩理曲直，毋惑尸位素餐，贪冒坏法，自触宪纲。尔往，其慎之。”
八月戊申，有吏受赃，人发其事，吏赴井死。上闻之，谕群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者？君子闻义则善，见利则耻。小人则舍生为利，所为相反。然其人既死，有不足恤，其事可以为世之贪污者戒。”
九月己丑，张士诚既死，太祖谓群臣曰：“张士诚，吾本欲生全之。但其为人刚悻无识，天命予夺之际，岂可以力争！吾初定建康，各守境土，未尝有意攻伐。彼訹诱吾将士，自开兵釁，战斗连年，卒为我擒。使其早能省觉，外睦邻国，内抚百姓，岂易破之！乃骄侈自娱，不念民艰。其下又无忠良，卒以诡诈取败。其死也，吾甚怜之。”
壬寅，太祖视朝戟门，召浙西来归诸将谕之曰：“汝等旧事张氏，为将领兵，计穷势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将校。吾所用诸将，皆濠、泗、汝颍、寿春、定远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既归于我，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贵，然致富贵易，保富贵难。汝等诚能尽心效职，从大军除暴平乱，使大业早定，非独己受富贵，子孙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时，虑不顾后，虽暂得快乐，旋复丧败，何足为真富贵乎？此皆汝等所亲见者，不可不戒也。”
十月壬子，以汤和为左御史大夫，邓愈为右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显祖为治书侍御史，安庆为殿中侍御史，钱用壬为经历，何士弘、吴去疾等为监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太祖谕之曰：“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卿等当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能自治则人有所瞻仰，毋徒拥虚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纵奸长恶，毋假公济私以伤人害物。《诗》云：刚亦不吐，桑亦不茹。此大臣之体也，卿等勉之。”
又谕御史大夫汤和曰：“聊以武臣而处文职，当求儒者讲论自古人臣立身行已、事君治人之道，尽心所事，以成功业，他日名书史册，垂耀千载，岂不美哉！”和顿首谢。十一月乙未，冬至，文武官朝贺如常仪。是日，太史院使刘基及其僚高翼进《戊申大统历》，太祖览之，谓基曰：“此众人之为乎？”基曰：“是臣一人详定。”太祖曰：“历数者，国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迟速，古今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能无差。春秋之时，郑国为一词命必裨谌草创，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然后用之。故少有阙失。辞命尚如此，而况于造历乎？卿等推步，须各尽其心，必求至当，庶几副朕敬授民时之意。”基等顿首而退。乃复以所录再加详较，而后刊之。
十二月癸卯，太祖御白虎设，谕群臣曰：“自古忠贤之士，大概有三：辅国安邦，孜孜图治，从容委曲，劝君为善，君虽未听，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听用之，则朝廷尊安，庶务咸理。至于进用贤能，使野无遗逸，黜退邪佞，处置当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贤也。博习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虽忠于辅国，而胸中无机变之才，是古非今，胶柱鼓瑟，而强人君以难行之事。然观其本情忠鲠，亦可谓端人正士矣。屡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于为国，乃中等之贤也。又有经史之学虽无不通，然泥于古人之陈迹，不识经济之权衡，胸中混然不能辩别，每扬言高论，以为进谏，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后，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谋事，自以为当，而实不切于用。人君听之则以之自高，不听则谓不能行其言，既无益于国家，徒使人君有拒谏之名。然其心亦无他，不识时达变耳。此下等之贤也。予今论此三者，有识者自见耳。”
戊辰，太祖谕中书省臣曰：“自古圣贤之君，不以禄私亲，不以官私爱。惟求贤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况奸吏从而蒙蔽之，舞文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