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至。恰如做官的，由科举正路来，是他辛苦读书读出的，人人可以学得他。若吕留良，观他文字所传，少年本不是正路学人，下学工夫并未拈起，东剽西掠，无事不揽，到中年只以批评文字为事。因批评文字，遂得窥探程朱之奥。所以当时说他是市井江湖钻刺打点来的。盖谓他本无临政治民之学，只是办得闲杂事好，效用有功，朝廷悯其劳，亦把个闲杂的职与他做样。此虽是当时妄意推崇他的话，其实心中天理发见，大是不满足他。可惜当时无人指破他的失处，且并未曾看过他的遗稿残编有许多大逆不道的说话，所以终为他所迷陷。此全是自家识见浅陋，窥他不破，而一时学人文士，多以他为文章宗匠，群然向慕他。所以山鄙无知，被他枉误，竟至于此。今日若不恭逢皇上圣德合天，洞悉致罪之有由，悯念陷罪之无知，弥天重犯之磔尸碎骨，灭门赤族，俱因吕留良之逆凶毒祸之所致也。今日使吕留良而在，弥天重犯当食其肉而寝其皮，岂但忿恨而已。此是心肝上的实话，天鉴在兹，如何欺罔得？
十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土建邦、割据而治真的适合大清国情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等语。三代以前，封建之制，原非圣人以为良法美意，万世无弊，而行之也。古者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庶物，而群然向化，虽不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已定。是故圣人即因其地而封建之，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此三代以前之制，封建所以公也。后世干戈相寻，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而乱臣贼子益多，至战国七雄并吞，而生民之祸极矣。其势虽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是以秦人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其势不得不然也。自是以后，遂为定制。岂有去三代二千余年，而可复行封建之理乎？如欲复行封建，则三代以来，帝王苗裔，诸侯遗胄，皆湮失不可复知，而后世之勋臣，孰可以享茅土；后世之懿亲同姓，孰可以保万民。即分疆画界，置为万国，又何从得人而封建之乎？且以塞外蒙古言之，昔者各蒙古自为部落，亦互相战伐，至元太祖之世，而统于一。越有明二百余年，我太祖皇帝神武奋兴，遐迩归诚，而复统于一。我朝幅员广大，中外一家。为千古所莫伦，盖悉惟天时人事积渐使然也。至若封建以御戎狄，则尤为不通之论。曾静僻处东南，距边塞为远，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耳。不知前明之时，西北诸边各蒙古皆为劲敌，以天下之全力备御，而所在蹂躏，况以封建诸国，地方仅百余里，兵甲不满万人，遂能支拄门户，遏戎马之南牧乎？西北、中州诸处，既至离析残破，无以自存，则东南之人，虽欲安枕，亦何可得也？此其言至为愚陋无知，迂妄之甚者也。而叛逆之徒，动以封建为说者，盖自知奸恶倾险，不容于乡国，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可即去之他国，殊不知狂怪逆乱之人，如曾静辈，天地所不容，虽之海外何益？可问曾静，伊言封建之利是此意否？再如，曾静如此叛逆，天下可有容得他的国否？着他一一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生处穷乡陋谷，胸次极狭，眼界极小，往昔狂妄无知，依稀影响，孟浪自信，以为窥探得管中之天。到今日蒙圣化所被，反思从前五十年发言行事，不惟如此经国大计，毫无当于事理，即寻常日用一言一动，亦不见一毫是处。是前头五十年，今已除落，不算人了。感皇恩浩荡，破格宽宥，做人当自今兹始。是前头的行，原不算人行；前头的话，亦不算人话。只为旨意问及当初立言之意，不敢不说明其实耳。，弥天重犯所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是御戎狄之大法者，只见得天下之大，一人耳目所及，心思所系，海隅之远，必有遥隔不到之处。而天生人材，有圣有贤，有贤之大者，有贤之小者，类皆有治民之责。以圣统贤，以大统小，错壤以居，事虽分于众贤，政实颁于一人，此古之王者，所以有封建之制。且其中礼乐征伐，虽出自于天子，而抚民之任，治民之责，则永属各国诸侯之长。非若郡县之此去彼来，彼此可以推委，且在任不久，视民常多泛而不亲，即有极意为民，立为法制，然政随人转，新旧交迁，实不免于朝张暮弛之叹。所以妄谓郡县不如封建之好，其实当时何曾穷源究委，晓得自家看错事理，不是如此。直到今日伏读旨意，乃知古圣人之制为封建者，因当时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封建之势已定，圣人不过因其地，顺其势，而封建之。初非以为良法美意，万事无弊，而行之也。后世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干戈相寻，至战国并吞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秦人所以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是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势不得不然也。况今日欲复封建，亦实无许多勋旧懿亲，可以保万民，享茅土，又从何得人而封建之乎？且封建之变，为郡县本积渐所至，今既为郡县矣，岂有复为封建之理。而我朝幅员之广，中外一家，亘古未有。实因百年之内，圣德神功，亦亘古未有。所以天与人归，大成一统，无外之盛，是以今日之不可封建者，理也，势也，天命也，民从也。至若弥天重犯谓封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