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者，必为之修而不弃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于成功而后已，使天下后世称之曰：天下之祸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乱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极，继统作帝，熙鸿号于无穷，若是则可谓有志于天下矣。
由汉以来，尚志之君六七作，于汉则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于三国则曰昭烈一帝；于晋则曰孝武一帝；于元魏则曰孝文一帝；于宇文周则曰武帝一帝；于唐则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宪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于后周则曰世宗一帝；于宋则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于金源则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于君人之名，有功于天下甚大，有德于生民甚厚。人之类不至于尽亡，天下不至于皆为草木鸟兽，天下之人犹知有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人伦不至于大乱，纲纪礼义典章文物不至于大坏，数君之力也。呜呼，上下数千载，有志之君仅是数者，何苟且一时者多，而致治之君鲜也！虽然，是数君者，独能树立，功成治定，揄扬于千载之下，岂不为英主也哉。其视坏法乱纪，斁彝伦，毒海内，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蔽，甘为慵懦者，可为悯笑也。
国家光有天下，绵历四纪，恢拓疆宇，古莫与京，惜乎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也。盖其几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云，奄有河朔，便当创法立制，而不为；既并西域，灭金源，蹂荆、襄，国势大张，兵力崛阜，民物稠伙，大有为之时也，苟于是时正纪纲，立法度，改元建号，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汉唐之举也，而不为。于是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材亡，廉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赖社稷之灵，祖宗之福，兵锋所向，无不摧破，穿彻海岳之锐，跨凌宇宙之气，腾掷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慑伏。当太宗皇帝临御之时，耶律楚材为相，定税赋，立造作，榷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别军民，设科举，推恩肆赦，方有志于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与排摈，百计攻讦，乘宫闱违豫之际，恣为矫诬，卒使楚材愤悒以死。既而牵连党与，倚迭缔构，援进宵人，畀之以政，相与割剥天下，而天下被其祸，荼毒宛转十有余年，生民颙颙，莫不引领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践宝位，皆以为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鸠括符玺，督察邮传，遣使四出，究核徭赋，以求民瘼，污吏滥官，黜责殆遍，其愿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旧弊未去，新弊复生，其为烦扰，又益剧甚，而致治之几又失也。
今皇帝陛下统承先王，圣谟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势。自金源以来，纲纪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其绪余土苴，万亿之能一存。若不大为振澡，与天下更始，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终于不可为，使天下后世以为无志于天下，历代纲纪典刑至今而尽，前无以贻谋，后无以取法，坏天地之元气，愚生民之耳目，后世之人因以窃笑而非之，痛惜而叹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粲然与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称为贤君。王通修《元经》即与为正统，是可以为监也。金源氏起东北小夷，部曲数百人，渡鸭绿，取黄龙，便建位号，一用辽、宋制度，收二国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饰王化，号十学士。至世宗与宋定盟，内外无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风俗完厚。真德秀谓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称为贤君。燕都故老语及先皇者，必为流涕。其德泽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为监也。今有汉、唐之地而加大，有汉、唐之民而加多，虽不能便如汉、唐，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
恭惟皇帝陛下睿仁慈，天锡勇智，喜衣冠，崇礼让，爱养中国，有志于为治，而为豪杰所归，生民所望久矣。但断然有为，存典章，立纲纪，以安天下之器，不为苟且一时之计，奋扬干刚，应天革命，进退黜陟，使各厌伏，天下不劳而治也。今自践祚以来，下明诏蠲苛烦，立新政去旧污，登进茂异，举用老成，缘饰以文，附会汉法，敛江上之兵，先输平之使，一视以仁，兼爱两国，天下颙颙莫不思见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余孽，扳附奸邪，更相援引，比佽以进，若不辨之于早，犹夫前日也。以有为之姿，据有为之位，乘有为之势，而不为有为之事，与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怍而不为。《书》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坚冰至」，《诗》曰「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皆谨之于初，辨之于早也。有有为之志而不辨奸邪于早而之，则铄刚以柔，蔽明以晦，终不能以有为。盖彼奸人易合难去，诱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赂之以重宝，便辟迎合，无所不至，不辨之于早而拒之，皆堕其计，授之以柄而随之耳。昔王安石拜参政，吕献可即以十罪章之，温公谓之太早，献可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