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国家财用，责之户部，户部责之运司州郡，州责之县，县责之民，至民而止。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犹未足，则嗟怨之气，上干天地阴阳之和，此水旱变所由作也。宜从朝廷专命中书省官二员，督户部详定减省，罢不急之工役，止无名之赏赐，裁官吏之冗员，减僧道之好事，凡百用度，务令撙节。庶几国用既充，民无横敛，感召和气，莫急于此。
一、遇知惧，圣贤之明训。昔之有国家者，凡值凶荒异，必减膳撤乐，侧身警畏，忧恤元元，惟恐其不至也。盖天方作，民食未充，在位者于此时，何忍相与饮食燕乐，而不恤其民乎？近年以来，朝廷无事，待遇勋臣，固为优厚，然而宴享太频，财用不能无费。夫珠玑，国之重宝；马政，国之大事。今宴享必以杀马为馔，珠玑为花，诚恐习俗成风，奢侈日甚，费财扰民，有损国治。矧当异荐臻，尤宜警惧，以答天意。今后内外百司，凡有必合筵宴，一切浮费奢靡之物，并宜裁节禁治。是亦恐惧修省之一事也！
一、在古有训，作善降祥，不善降殃，盖言人之为善为恶，殃庆各以其类应也。后世佛教既入中国，始言人能修奉佛事，辄获福利。小民信之，或不能悟；甚至有国家者，倾其府库，舍施金帛，供佛饭僧，惟恐不至。然其征验，盖可矣。是以中外之臣，言其可罢者，十常八九，而国家崇信方笃，不忍遽已。迩者，徽政院臣以府库不充，金帛不给，启奉懿旨，凡在兴圣宫常例好事，一切罢止。今朝廷政教惟新，方图孝治，宜体东朝之意，凡大内常例好事，宜权停止。岂惟制节浮费有裕于国家，庶几不惑异端有关于政化也。
一、建官分职，本以为民，官冗事繁，适足害治。盖古者爵禄，所以待贤才，熙庶绩，非以供人之欲，给人之求者也。是以上自公卿大夫，下及抱关击柝，皆有定员而无旷职，故官无苟得，人无幸心。洪惟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建官之制，详酌古今之宜，故治化成而事功立。爰自近岁以来，官府日增，选法愈弊，俸禄既广，事功益毁。夫文翰之职既同，何为复列数职？造作所司既一，不应又置数司。掌军政者，亦既俱分；奉祭祀者，似太重复。至于属官辟吏，员额杂冗，支俸食米，内外繁多。若不早为裁减，日久愈难沙汰。夫科场取士，三年止得百人。今吏属出身，一日不知其几？即自中书类选，已有积年不调之苦，孰思数年之后，吏部选又将奈何？宜从都省早为闻奏，照依至元定制，合并裁减，不惟省去冗员，清选举之方，亦以节制浮用，为裕财之道。
一、命郡县之官，唯欲图治；班田禄之制，所以养廉。今国家设官固有高下之列，颁禄当无厚薄之分。然而朝廷卿士，俸廪既均，郡县公田，多寡不一。亦有设员阙，逐月止请俸钱。故廉者奉公，冻馁其妻子；贪者受贿，辱及其宗亲。各处虽尝申明，其事主者但言设置已久。廉吏嗟叹，无可奈何！宜从户部行移取勘各处所阙公田，于系官田内均行摽拨，岂惟廪禄惠及官吏之一家，庶责贤能洽治郡县之兆姓。
一、钱币之制，在古所以惠民；钞法之行，岁久不能无弊。盖米粟布帛，养兆民之本；钱币钞法，权一时之宜。故法久必更，理当然也。昔者世祖皇帝，始立法制，遂行中统交钞，其后又行至元宝钞。夫行之既久，真伪不无。坐罪虽曰匪轻，获利自是甚重。爰稽造钞以来，元额已踰数倍，以致钞日益虚，物日益贵。民庶有倒钞捡钞之扰，官吏有监钞烧钞之害。欲救其弊，理宜更张。洪惟武宗皇帝即位之初，始命尚书省更行铜钱，本欲复古以便民，未闻有妨于国计。盖因至大以后，一切矫枉太过，因并铜钱，遂亦不用。夫行封赠，所以劝忠；增俸禄，所以养廉。禁干名犯义者，厚风化之原；减吏员日月者，奖奉公之吏。此皆尚书省所行，未闻人以为非，何于铜钱独为不可？远自唐虞，近及宋金，明君贤臣，阜民之制，皆本乎此。矧今国家疆宇万里，钱币之制，祖宗已尝举行，宜从都省明白奏闻，令户部官讲究历代鼓铸之方，用钱之制，远近便宜，断然行之。岂惟救钞法一时之宜，实所以遂民生无穷之利也。
一、治平既久，民获奠居，版籍既定，田无余亩。盖山东益都之境，自昔号称广斥，《书》所谓「莱夷作牧」是也。今国家平定，盖已百年，户数土田，悉有定籍。迩者奸人妄行呈献，凡民之田宅坟墓，悉指以为荒闲。朝廷虽尝差官覆实，辄与符同，不复考察。夫既设置官吏，遂为会敛钱粮，幸因水旱为由，不克收满元额。民既无所控诉，官亦无可奈何。验其一岁所入之税粮，仅足诸人所支之俸给，不能裕财富国，徒足以害扰民。矧今山东黎民阻饥，盗贼多有，诚恐因之别生利害。钦天历元年诏书节文有曰：「国家租税，自有常例。今后诸人，毋得妄献田土，违者治罪。」拟合钦依明诏，将山东田赋总管府等衙门革去，其百姓合纳租赋，并依旧制。庶使一方之民，咸获有生之乐，仰称文宗皇帝发政施仁之盛德！
一、薄赋税者，治国之大经；广聚敛者，蠹民之弊法。夫以河南之地，方数千里，所税输粮，已有定数。先之以刘亦马罕妄献地土，既已长流海南，是无闲田，亦已明矣。爰自延佑以来，奸人窃取相位，欲兴功利以固权宠，辄以经理为民，惟欲扰害其，名曰自实粮田，实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