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见勋旧盛烈泯汲无闻，为史官者无所逃其责矣。此列传之所当修也。
一、昔司马迁为太史令，网罗天下放失旧闻，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是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宣布于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焉。夫史固欲其核实，事尤贵于网罗。今史馆修书，不过行之有司，俾之采录。或功臣子孙衰替而无人供报，或有司惮烦而不尽施行，事之卒不能具者，此也。今史官先当取具国初以来至于某年中间功臣当立传者若干人，各具姓名，或即其子孙宗族，或即其亲旧故吏，或即其居官之所，指名取索。其人自当具报，不许有司因而烦扰。又诸公遗文，各处或已刊行，开具模印。未刊板者，令有司即其家抄录，校雠无讹，申达史馆。严立程限，违者，罪及提调官吏。庶几事无所遗，汗青有日矣！
一、官品固有高低，人材则无贵贱。且作史者，本欲纪载贤能，以为后世之法，初岂别其贵贱而辄以为等差。故赵周既贵，姓名止见于当时；黄宪虽微，善行永传于后世。近自金源以来，始以官至三品者行事得登于史，是使忠烈隐逸之士，凡在下位者，皆不得文书，何以劝善乎？其法之谬，以至如此！今二品以上，虽有官爵，别无事，自可削去。三品以下，或守令之贤，政绩可纪；或隐逸之善，著述可传；或人子之事亲，若王祥之孝感；或义士之赴难，若南霁云之杀身，并宜登载于编，以为将来之劝。
一、史之为书，善恶并载，盖善者所以为劝，恶者所以为戒也。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后世史臣亦云：「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今修史条例，止见采取嘉言善行，则奸臣贼子之事，将不复登于书欤？彼奸臣者，固不恤其书与否也，今从而泯灭之，是使奸计暴行，得快于一时，无所垂戒于后世，彼又何惮而不为恶乎？且如阿合马、桑哥、帖失、倒剌沙之流，皆当明着其欺罔之罪，弒逆之谋，庶几奸邪之徒有所警畏。然诸家所具事迹，多出于孝子慈孙之言，门人故吏之手，恐有不实，又当参以刑曹之过簿，吏部之行止。如此，则善恶备而无虚美恶之讥矣！(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河南胁从诖误
自昔国家信赏必罚，敷扬治化，惟务安辑于九有；宣布号令，是欲彰信于兆民。夫治化清谧，则民宴然受惠；号令反复，则事纷然不宁。故治大国若烹小鲜，夫鱼扰之则乱，民抚之则安，此古人之格言，实有国之明鉴。钦惟皇元，奄有中夏，列圣相继，于今百年，盖以忠厚得民心，以安静养民力，中外无间，号称治平。
近因至元五年，盗起河南之境，造谋起意，不过范孟等十余辈，胁从诖误，连及赵文铎等七百人。赖上天垂佑民社，而渠魁旋即诛夷。惟余诖误之徒，迄今议拟未绝。比者承诏奉使京畿，询民疾苦，疏涤冤滞，省部时政一二，耳目之所见闻，若复循然不言，是负朝廷委托。夫事或涉疑人误犯者，则情有可矜；法已至明，人故犯之，则罪在不宥。然时有变通，人有寡，而为治者，亦未尝不致察焉。昔者中统之初，李叛乱，震惊河朔，残扰山东。伏读当时诏赦节文有曰：「岂期逆，几陷全齐。遂愚尔，咸蹈祸机。顾其势之使然，岂吾民之得已。今者天讨既平，人心尚惑，奚暇偏枯之恤，庶令反侧之安。除将逆贼李父子，并同谋者，并正典刑讫外，知情胁从诖误，及逃移他所、流亡外界之人，赦书到日，并皆原免。」盖当是时，中原初定，江南未附，国家仁厚宽大，海涵养育，所以收人心安反侧者如此。迩者，河南范孟之徒，伪造中书之奏目，矫为行省之文符，路下之州，州行之县，诈称朝廷之使者，未尝明言其叛谋。一言之出，其事急于星火，数日之内，何暇辨其伪真？是以圣天子上体世祖之宽仁，下轸民庶之昏愚，至元六年三月十八日，因颁诏令于天下，特出专条以赦之。河南之民，欢呼鼓舞，帖然安定，始获更生之赐。经今已是数年，议拟犹或未。窃虑远近民有未安；诚恐中间事有未定。《书》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言。」号令之出，不可壅逆而不行也。《礼》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言其已行，而不可反也。
又至元四年正月初一日，钦奉诏书内一款：「反贼棒胡、朱光卿、韩法师等，明正典刑外，其余未获诖误之徒，并免其罪。」盖有国家者，本欲百姓治安而已，故或罹水旱之，则加赈恤之恩，视之惟恐其如伤也；或遭过误之罪，则行宽宥之典，抚之惟恐不至也。且以李之叛，其知情胁从诖误者，并皆原免；棒胡之反，未获胁从诖误之徒，亦免其罪；今范孟等，盗杀宰臣，亦已伏诛，而胁从诖误之人既已赦之，又复罪之，是反汗也，是示以不信也。夫以堂堂朝廷之尊，而号令反复若此，既有损于国体，又轻失其人心，岂惟致疑于多方，复恐贻讥于后世。宜从都省早为明白闻奏，将河南胁从诖误之徒，钦依已行诏书，并许赦原，以断天下之疑，以绝四方之惑，使海内之民，信朝廷之号令，而无反侧之心，沐国家之德泽，而安承平之治，不胜幸甚！(录自《滋溪文稿》卷二十六)
论不可数赦
自昔国家，务明刑政。苟或赦宥之数行，必致纪纲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