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立，不资朝廷毫发之费，而远拓疆土之广，则优加旌赏，以示激劝。此用人之微机，安边之要道，善谋国者之长策也。(录自《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八)
论抑强状
《汉书》所称游侠，即今之豪霸也。其时贵臣如窦婴、田蚡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如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连党类，权行州域，力折公卿。凡此者，皆乱之所由生也。
豪侠之辈，代不能绝，世降俗末，流弊滋甚。古之豪霸，犹能赈穷周急，谦退不伐，色取仁以合时，好立虚誉，以要权利。今之豪霸，所谓御人于国门之外者，真生民之蠹，国家之贼也。然有席祖父之势者，有挟富强之资者。其下则有经断官吏，闲废于家，务为泼皮无赖者。虽不等，均之为蠹为贼耳。凭震主之威，执予夺之柄，死可使活，生可使杀，富可使贫，贱可使贵，此在朝之豪霸也。气烁同寅，吞声莫校，威凌胥吏，奉令惟谨，借公道以纵贿赇，营私财以夺民利，此在官之豪霸也。布置爪牙，把握官府，小民畏奉，馈遗填门，其孳产视为己物，其妻子俾同奴婢，此在乡之豪霸也。地虽不同，亦均之为蠹为贼耳。然在乡者，虽为豪霸之么么，而祸及于百姓则甚大也。且即在下而小者言之，凡有词讼，必须经手，若不白而径陈之有司者，则设寻隙，陷之于刑。既已归命于己，而官吏有不顺从者，则别生事端，累赃诬告，其齑粉可立而待也。威势既成，动皆如意，村落居民，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郡县守宰，颐指气使，俯首听命而已。间有一二刚方自立，奋然出为冤民施一援手，仅能抑之一时，被罪还家之后，故态依然，真是法制所不能及，礼义所不能移。朝廷便民之事亦甚不少，微有一利，举入豪家，而细民何尝得沾濡沫之惠？使美政不能下逮者，尽此辈有以阻之也。由此推其大者，为患何可胜言？如朱、张二家，一赊死之盗贼耳。以言豪霸，则渠魁也。皆向来朝廷宠遇之太过，所以养成今日之余殃。原其始然，抑之不早，遂至身遭显戮，祸及宰臣，此眼前之辙迹也。
昔汉主父偃说武帝曰：「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所谓不诛而害除。」武帝从之，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诚抑强扶弱之良法也。今后若有丑恶闻于乡邑，声迹播于中外，不必加以刑辟，但限以訾财若干，即迁之他郡，或徙之荒壤，视所犯之重轻，以定地之近远。有訾不及者，则移于附近，以五百里为限。根蒂既摇，枝党自散，使善良咸获安存，官府亦易振立。彼得以全躯保家，朝廷亦不至于多戮少恩。去豪霸之策，无以加此矣。又曰：「隆古无豪霸之名，自秦废井田而兼并起。于是强者日富，弱者日贫，豪霸日兴，殆不可遏，盖强必凌弱，富必欺贫。贫弱不能与竞，遂归心服命于富强之家，理势然耳。」圣朝开国以来，轸恤民忧，禁治豪霸，制令甚严，终莫能少戢其风。今上而府县，下而乡都，随处有之，小大不侔，而蠹民则一，蜂起水涌，诛之不可胜诛，虽有智者，莫如之何。愚尝日夜思之，不究其源，徒窒其流，未易以制也。制之之道，惟有井田一法，今不可得而行矣。盖自古天下之田，无不属官，民不得而私有之。但强者力多，能兼人之利以为富。而无力者，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至于转徙流荡。先王授田，使贫富强弱无以相过，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无甚富甚贫之民。至成周时，其法大备，画地为井，八鸠五规，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沟洫畎浍，川涂畛径，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无得侵夺，虽欲贪并，不可得也。商鞅用秦，规则寖弛，已不复有井田之旧，于是开阡陌。阡陌既开，乃有豪强兼并之患，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置锥之地。然犹不明说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为业耳！迄于汉亡，三国并立，兵火之余，人稀土旷。当时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终不在民。以为在官，则官无人收管；以为在民，则又无簿籍契券，但随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元魏而损益之。为法虽善，然令民得卖其口分永业，始有契约文券。日渐一日，公田尽变为私田，先王之法，由是大坏，天下纷纷互相吞并，而井田永不可复矣。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官安得而禁制之？田既属民，乃欲夺富者之田，以与无田之民，祸乱群兴，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此时去古未远，井田之法尚可追也，乃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言甚善而未克行。至哀帝时，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官。」时丁傅用事，董贤隆贵，不便于己，遂寝其行。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蹙。
为今之计，豪强卒难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准今，宜为定制。每一家无论门阀贵贱，人口多寡，并以田十顷为则。有十顷以上至于千顷者，听令分析，或与兄弟子侄姻党，或立契典卖外人，但存十顷而止。或败亡而所存不及十顷者，亦听。十顷以下至于一亩者，许令增买，亦至十顷而止。宽以五年为限。如过限不依制而田富如故者，除十顷外，并没入官。然官不归于公，仍将没官田召卖与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