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自然合理。虽无其他文献足证，但从地理条件估订，应非毫无疑义。
所谓「蜀贾奸出物」者，谓偷越关徼，避关徼稽征者。字亦作「
间出物」，与上引之「使间出西夷西」之间字含义相同，谓觅间隙而进。关徼外本无道路，但有间隙可通即赴之也。凡原始民族部落之间，本无通路，但因人民流动，每得造成间隙相通之路。商贾逐利，用之往来，形成流通货物之商道。各国政府因之而推进军事与政治，纳入版图。商路无隙不入。往往商路远达数千、万里，政府尚无所觉。政治军事之推进，落后于商路开通数千年后者多有之。例如「丝绸之路」虽在唐代乃盛传于时，实则远自殷周已成大道，即周穆王西访西王母之路也。其商贾间通时间，又当在周穆王前数千年。否则流沙瀚海之间，穆王虽有善马，苟无可靠之商贾为之向导，安敢轻尝试哉？穆王既已通行于前，而张骞、堂邑父等乃不能得间以脱匈奴之拘留者，恃在官使遵大道，非求间也。仍得逃逸，完成其使命，并再被留仍得逃归者，能求间也。太伯入吴，枸酱入番禺，皆是间出数千里外之明证。蜀贾人市，仅在滇外数百里，为中印间民间市场，固无足怪。
汉武以全盛之时，发间使四出，滇王又助之求道，而竟未能通者，亦为其为官使也。设能募商贾人乘间，则必能得通矣。商贾人之「
间出物」者，每入一民族势力统治区，即分出其财货以赂势者，保其在该区内行动安全。再入一区亦然。故能只身远行，利多于害。近世大小凉山彝族区尚行此制，称为「保哨」。故解放前官吏不能入彝区一步，而奸出商贾则能输入鎗弹盐布，兑换鸦片山货而出，穿其境可以平安无事。汉武虽发间使，使人所至招摇，为土着民所恶，则安能得通身毒哉？民族地域，已进入国家或氏族公社者，其君长畏汉，不敢不云助求。其内心实不愿之。若在嶲昆明与氐莋之原始社会，并无君长约束，而无商贾方式之诱结，故虽「百余辈」，无益矣。
然则不可募商贾乎？亦不可能。凡间出之商贾，皆自知其为犯法者也，孰敢自暴其罪于政府，以易不可知之爵禄哉？惟有讳莫如深而已。即如长安贾人，以私谊告唐蒙夜郎路，亦不泄其运致枸酱之路，故徒能误八校尉之师行而已。汉世贱商贾，士大夫羞与往还，此亦其终不能得通往身毒之路之一原因。
友人张毅，习英、法、印、藏文，治中印文化交流历史。近得接晤，出所撰《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一文（尚未发表）见示，与余旧校《南中志》见解契合，而引据丰赡，多为余所未及。兹撮其重要书证如下。
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都（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用《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校）。又引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一名身毒。……东至盘起国，皆身毒之地」，并引《通典》起字作越；《梁书?中天竺传》作盘越，证明起为字讹。
又引玄奘《大唐西域记》「迦摩缕波国」文，「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边境。然山川险阻，瘴气氛沴，毒蛇毒草，为害滋甚。国之东南野象群暴。故此国中象军特盛」。并引梵文Danava为此国古称，即滇越之对音。考订甚精当。
又引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之《慧轮传》文，「去此寺（
鹿园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故老相传云：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柯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现今地属东印度」。（
张氏自注云：「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又：「室利笈多王朝在三世纪初。」）又引《高僧传》初集卷七《释慧叡传》：「游学四方，经从蜀川之西界，为人所略……商人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修法，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说明蜀、印之间，旧有通道。
窃谓迦摩缕波国，固即今之阿萨密邦，亦即史迁所述之「滇越」也。然非即所述之「蜀贾人市」也。自《后汉书》，《梁书》与《大唐西域记》，皆谓此为东印度之一国。去中印度奔那伐弹那国九百里。其王遣使迎玄奘往，称其「奕叶君临，逮于今王，历千世矣」。国境周万余里，都城周三十余里。则谓「蜀贾曾至焉」可也，安得为汉初之「蜀贾人市」哉？然其王谓玄奘曰：「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按至那，即支那）秦王破阵乐者，闻之久矣。岂大德之乡国耶？」是其时西域路与海道大通，古代中印往来之旧路早已废绝，故秦王破阵乐之传入印度，亦自西域。此国王仅从中印度传入而演观之。按《唐书?乐志》，《秦王破阵乐》，《巴渝舞》之演变也。巴歌渝舞，不从滇国传入亚山，而待唐世始由印度传入亚山者，蜀贾人不知乐舞，而中印政府间古原隔绝故也。大抵自晋弃宁州，蜀与印度之市易旧路即渐为西域路及海道所夺。永昌西界与亚山国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