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书。此战之后，《齐纪》谓神武遣刘丰徇地，至弘农而还。《周纪》谓齐神武自至陕，达奚武御之乃退，亦不相符。可见作史之难，两国交涉处，一经校对，辄多罅隙，宜乎延寿之不敢详书也。（按《北史》太略，亦有不明处。如魏宣武帝景明元年，齐将陈伯之寇淮南，是伯之方为齐攻魏也，忽于正始三年书陈伯之自梁城南奔。一伯之也，何以忽南忽北？《魏书》则景明三年书伯之来降，正始元年伯之破梁将赵祖悦及昌义之，三月伯之自梁城南奔，则其先降北而又奔南，较为明晰。《北史》不书其降魏一节，殊无来历。若以伯之降魏事小故不书，然正始元年梁将夏侯道迁据汉中来降，何以又书也？）
○北史与魏齐周隋书歧互处
《北史》与《魏》、《齐》、《周》、《隋》各史比对，大略相同，间有小异处，今为摘出。《魏书》神元帝遣子文帝（沙漠汗）如魏，是岁魏景元二年也，《北史》则谓遣文帝如晋，是岁晋景元二年也。包栋元尚是魏陈留王年号，《魏书》以属魏，从其名也，是时权已在晋，《北史》以属晋，从其实也。《魏书》凡宗室皆系以元姓，如元觚、元仪、元题之类是也。按拓跋之改姓元乃孝文帝时事，道武以来固未尝有此，乃以后来所改之姓追叙于未改之前，殊属倒装。《北史》则书秦王觚、东平公仪、襄城公题，较为得实。尔朱荣河阴之杀朝士，《魏书》谓责百官以明帝被害之故，《北史》谓荣妄言高阳王雍欲反，故杀之。《周书 杨忠传》忠从独孤信破穰城，居半年，以东魏之逼，与信俱奔梁，后从梁归关中，周文召居帐下，是奔梁后方归西魏也。《北史》云，东魏之逼，忠与信俱归关中，周文召居帐下，则删却奔梁一节，未免过求简净之失。其他与正史稍有岐互者，魏孝文南伐，《魏书》步骑百余万，《北史》作三十余万。齐文宣逼魏孝静帝禅位，《魏书》有襄城王旭入奏，请静帝法尧禅舜，《北史》作襄城王。西魏克南郑，《周书》谓梁萧循降，《北史》作萧修。《周书 文帝纪》有沃野贼卫可孤，北史作卫可瑰。弘农之战，《周书》谓斩东魏将李徽伯。北史谓擒李徽伯。此皆稍有差异之处。延寿《自序》谓正史外又勘究杂史千余卷，故有此改订也。
○北史书法与周隋书不同处
《周书 文帝纪》内，魏大统十二年，齐神武围玉壁，不克，以疾班师，十三年春遂殂。十五年，侯景弑梁武帝。十六年，齐文宣废魏孝静而自立。《北史周纪》皆不书，以是时周文帝尚为魏臣，诸事皆书于魏史故也。《隋书 文帝纪》专叙文帝事，而其父忠立功于周室之处不叙，以《周书》已立《忠传》也。《北史》则于周代不立《忠传》，而以忠事叙于《隋文纪》内。《周书》《文帝》、《孝闵帝》、《明帝》三本纪各为一论，《北史》则三帝合为一论，而论词仍隐括《周书》三论用之。《周书》《武帝》、《宣帝》、《静帝纪》各为一论，《北史》亦隐括其语为一论。至如《隋文帝》、《炀帝》、《恭帝纪论》则全用《隋书》，一字不易，惟《文帝论》开首“龙德在田，奇表见异”八字，换以“树基立本，积德累仁”耳，然隋文以诡诈攘位，有何积德累仁耶！
○北史纪传互异处
《隋书 文帝本纪》，周五王谋隋文帝，帝以酒肴造赵王招，观其指趣，王伏甲于卧内，赖元胄以免。是文帝知招欲谋害，故以酒肴赴之以观其意也。《元胄传》则云，招欲害帝，帝不之知，乃将酒肴诣其宅，则已与纪异矣。《周书 赵王招传》云，招邀隋文帝至第，饮于寝室，则又非隋文之以酒肴赴之也。《周》、《隋书》各记所记，故不同如此。《北史》则延寿一手所成，乃此等处全钞旧文，初不检点，遂亦歧互。
○大业十四年
隋炀帝江都之难在大业十四年，而《隋书》及《北史》只书十三年者，缘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入长安，奉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而炀帝大业之号已从削除，修史者皆唐臣，自应遵本朝之制，以义宁纪年，而炀帝之被弑转书于义宁二年之内，其实天下共主一日尚存，终当称其年号，则大业十四年不可没也。
○太上皇帝
太上皇本汉高祖有天下后奉其父太公之称，非太公有天下，传于子而有是称也。（《汉书》高帝诏曰：“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今公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尊号，今上太公曰太上皇。”蔡邕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颜师古曰：“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政治，故不曰帝也。”又《三国志》王肃议曰：“汉总帝王之号号曰皇帝。有别称帝，无别称皇者，高祖时其父见在，而使称皇，则皇是稍轻者也。”裴松之注：“汉祖尊其父为皇，其实贵而无位，高而无民，比之于帝，实稍轻也。”）其以天下传子而称太上皇帝者，各史所载共十四君，今记于左。（按《左传》晋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为君，会诸侯伐郑。《史记》赵武炅王传国于子惠文王，自称主父。此实内禅之始，然未有太上之称，故不列。他如晋司马伦迁惠帝于金墉城，号曰太上皇；唐高祖立隋代王侑，尊炀帝为太上皇。此皆僭乱革易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