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报任安书》谓：“身遭腐刑，而隐忍苟活者，恐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论者遂谓迁遭李陵之祸始发愤作《史记》，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谓：父谈临卒，属迁论著列代之史。父卒三岁，迁为太史令，即纟由石室金匮之书。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论次其文。会草创吸锻，而遭李陵之祸，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无怨。是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又《报任安书》内谓：“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则仆之意终不得达，故略陈之。”安所抱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二心，故诏弃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也。自天汉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阅八年。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其《自序》末谓：“自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乃指所述历代之事止于太初，非谓作史岁月至太初而讫也。李延寿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欧阳修、宋子京修《新唐书》亦十七年，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凡十九年，迁作史之岁月更有过之。合班固作史之岁月并观之，可知编订史事未可聊尔命笔矣。元末修《宋》、《辽》、《金》三史，不过三年；明初修《元史》，两次设局，不过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
○班固作史年岁
《汉书》武帝以前纪、传、表多用《史记》文，其所撰述，不过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迹，且有史迁创例于前，宜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经四人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据《后汉书 班固传》，固父彪接迁书太初以后，继采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书未详，欲就其业，会有人告其私改国史，明帝阅其书而善之，使固终成之。固乃起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为纪、表、志、传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诏，积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是固成此书已二十余年。共八表及《天文志》尚吸锻而固已卒，和帝又诏其妹昭就东观藏书阁踵成之。是固所未成，又有妹为之卒业也。《汉书》始出，多未能通，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是昭之外又有马续也。百篇之书，得之于史迁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经四人之手而成。其后张衡又条上《汉书》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卢植、马日、杨彪、蔡邕、韩说等校书东观，又补续《汉记》，则是书亦尚有吸丁善者，益信著书之难也。
○各史例目异同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记事二种，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敝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魏禧序《十国春秋》，谓迁仅工于文，班固则密于体，以是为《史》、《汉》优劣。不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语耳。至于篇目之类，固不必泥于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后代所无，或前代所无而后代所有，自不妨随时增损改换。今列二十二史篇目异同于左：
本纪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项羽作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三国志》亦但有《魏纪》，而吴蜀二主皆不立纪，以魏为正统故也。《后汉书》又立《皇后纪》，盖仿《史》、《汉》、《吕后纪》之例，不知史迁以政由后出，故《高纪》后即立后纪。至班固则先立《孝惠纪》，孝惠崩，始立后纪，其体例已截然，以少帝既废，所立者非刘氏子，故不得以伪主纪年而归之于后也。若东汉则各有帝纪，即女后临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编在帝纪内，何必又立后纪？《新唐书》武后已改唐为周，故朝政则编入后纪，宫闱琐屑事仍立后传，较有斟酌。《宋史 度宗本纪》后附瀛国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国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为君，而犹附于纪后，则以其正统绪余，已登极建号，不得而没其实也。至马令、陆游《南唐书》作李氏本纪，吴任臣《十国春秋》为僭大号者皆作纪，殊太滥矣。其时已有梁、唐、晋、汉、周称纪，诸国皆偏隅，何得亦称纪耶？《金史》于《太祖本纪》之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此又仿《尚书》、《世纪》之名，最为典切。
世家《史记 卫世家赞》：“余读《世家》言”云云。是古来本有世家一体，迁用之以记王侯诸国，《汉书》乃尽改为列传。（按《班固传》，改世家为列传系其父彪变例。）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然自汉书定例后，历代因之。《晋书》于僭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