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诏诰亦无不以“惠迪”、“从逆”为吉凶。至《诗》、《礼》、《乐》盛于商、周，则已多详于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诸作，不一二见也。惟《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非孔子所创也。战国纷争，诈力相尚，至于暴秦，天理几于灭绝。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宗者。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后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观《五行志》所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推既往以占将来，虽其中不免附会，然亦非尽空言也。昌邑王为帝无道，数出微行，夏侯胜谏曰：“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时霍光方与张安世谋废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实未言，乃召问胜。胜对《洪范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谋上者。”光、安世大惊。（《胜传》）宣帝将祠昭帝庙，旄头剑落泥中，刃向乘舆，帝令梁邱贺筮之，云有兵谋，不吉，上乃还。果有任宣子章匿庙间，欲俟上至为逆，事发伏诛。（《贺传》）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侯，各有占验。每先上疏言其将然，近者或数月，远或一岁，无不屡中。（《房传》）翼奉以成帝独亲异姓之臣，为阴气太甚，极阴生阳，恐反有火灾。未几，孝武园白鹤馆火。（《奉传》）是汉儒之言天者，实有验于人，故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无复忌讳。翼奉谓，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变见于星气。犹人之五脏六体，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伸动于貌也。李寻谓，日失其度，ㄙ昧无光，阴云邪气，在日出时者为牵于女谒，日出后者为近臣乱政，日中者为大臣欺诬，日入时者为妻妾役使所营也。孔光谓：皇之不极，则咎征荐臻。其传曰：有日月乱行诸变异也。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欲止其乱也。谷永亦言，灾异者，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如成帝以灾异用翟方进言，遂出宠臣张放于外，赐萧望之爵，登用周堪为谏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庆忌。哀帝亦因灾异用鲍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罢孔宠、息夫躬等。其视天犹有影响相应之理，故应之以实不以文。降及后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有求端于天之意。故自汉以后，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间或日食求言，亦只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见，但觉天自天，人自人，空虚廖廓，与人无涉。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见三，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退飞，多麋，有蜮，鸲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大书特书不一书，如果与人无涉，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
《汉书 艺文志》有刘向《五行传》十一卷，是以言《五行传》者，皆以为刘向所作。然《汉书 五行志》先引“经曰”，则《洪范》本文也。次引“传曰”，颜师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今观夏侯胜引《洪范五行传》以对张安世，则武帝末已有是书，不自刘向始也。汉代言阴阳灾异者，惟眭孟与胜同时，其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解光等皆在胜后。（见《眭弘等传赞》。）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也。在胜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阴阳本之《春秋》，不出于《洪范》，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无推演五行之处。至《尚书》虽自景帝时伏生所传，而伏生亦未言《洪范》灾异，其弟子作《尚书大传》，亦无五行之说。惟夏侯始昌以《尚书》教授，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果验。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甚重始昌。然则胜所引《洪范五行传》，盖即始昌所作也，其后刘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
○汉重日食
汉文帝诏曰：“人主不德，则天示之灾。今日食适见于天，灾孰大焉。”宣帝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光武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忄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书者不得言圣。”明帝诏曰：“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虽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动变，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所讳。”又诏曰：“朕以无德，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谓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章帝诏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忄栗切切，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有开匮反风之应。今予小子，徒惨惨而已。”以上诸诏，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尚遇灾而惧如此。他如西汉成帝建始三年、何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诏，哀帝元寿元年之诏、东汉和帝永元六年之诏，虽庸主亦以灾异为忧。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冠自劾。盖汉时去古未远，经传垂戒之语，师友相传。如孔光论：“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则日蚀应之。”谷永以正月朔日蚀为兵乱将作。刘向并以《春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