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传，《新书》既不列于帝纪，而《皇子传》内亦无传，殊为缺略。长孙顺德旧在《功臣传》内，《新书》改附于《长孙无忌传》后。按高祖手定功臣，首秦王，次裴寂、刘文静，次即顺德，今反不立专传，而附于无忌后。苏瑰、张说旧不同卷，《新书》既以当时燕、许并称，而改编作一卷矣。长庆中诗人，元、白并称，《旧书》同在一卷，《新书》何以又不同卷，而以白居易与李等同卷，列在中宗朝桓彦范等之前，不且颠倒时代乎？晚唐诗人，温、李并称，《新书》何以《文苑》中只有李商隐，而温庭筠则附其远祖《大雅传》后乎！阳城裂麻一事，不愧真谏官，入之列传可矣；司空图避乱晦迹，入之《隐逸》可矣，乃又创立《卓行》一门以位置之。张易之兄弟，《旧书》附在名臣《张行成传》后，本属不伦，《新书》别无可位置，遂亦附《行成传》后。薛怀义旧附《外戚武氏传》后，固属非类，《新书》以其无可附，遂并不立传。夫《卓行》一门既可创为之矣，此等独不可立《亻幸臣传》乎？李忠臣、乔琳旧在列传，《新书》以其晚节受朱Г伪命，遂改入《叛臣传》。夫叛臣必如高骈、朱玫等首倡叛乱者，方专立一传，乔、李等不过从贼耳。从贼中如源休、姚令言等，皆尽力助逆，仅附《Г传》中，而乔、李曾有功于国，晚节一蹉跌，转列为叛首，而并以附Г之蒋镇等附其传后，更觉失当。岂以二人曾为将相，故责之独重耶？又《旧书》无《藩镇传》，殊觉淆混。《新书》则魏博、镇冀、淄青、横海、宣武、彰义、泽潞各为一卷，便觉一览如。然既分镇立传，则此一镇之主帅，更替承袭，但依次直书，其人之贤否自见。《新书》则以田弘正、张孝忠等之纯心为国、始终一节者，又提出另入列传，遂使一镇之序次中断，此亦过于分别之病。至僧玄奘，为有唐一代佛教之大宗，此岂得无传？《旧书》列于《方伎》是矣，《新书》以其无他艺术，遂并不立传。抑思方者方外也，伎者，艺术也，无艺术独不可以方外处之乎？余尝谓《新唐书》一部独缺两僧，一高行之玄奘，一邪幸之怀义，究属史家缺事也。
●卷十七
○新书增旧书处
五代纷乱之时，唐之遗闻往事，既无人记述，残编故籍，亦无人收藏，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则太平已久，文事正兴，人间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今第观《新书 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知《新书》之“文省于前而事增于旧”，有由然也。试取《旧书》各传相比较，《新书》之增于《旧书》者有二种，一则有关于当日之事势、古来之政要及本人之贤否，所不可不载者，一则琐言碎事，但资博雅而已。今分别于左，而《新书》删《旧书》之处亦附见焉。
○新书增旧书有关系处
代宗《沈后传》，陷贼后不知所在，（《新书》增。）高力士女冒为后，迎还上阳宫，力士子知非真，具言其情，诏贷之。
《李密传》，（增）密为魏公，设坛即位，改元永平。（又增）密与宇文化及隔水语，责其弑逆。（又增）贾润甫劝其稍节兴洛仓米，勿致食尽人散。
《王世充传》，（增）炀帝至江都，世充请以江淮女进宫。
《徐圆朗传》，（增）圆朗迎彭城刘世彻，欲以为主，会盛彦师被执在圆朗所，恐二凶合则祸不解，乃说曰：“公不见翟让用李密而见杀乎？”圆朗乃忌世彻而杀之。
《房玄龄传》，（增）帝问创业守成孰难，玄龄谓创业难，征谓守成难。帝曰：“玄龄从我定天下，征与我安天下，故所见各异。然创业之事往矣，守成之难，当与公等共之。”此正见太宗之图治也。
《许敬宗传》，（增）高宗欲立武后，敬宗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何不可。”（此正见其逢君之恶。）
《刘仁轨传》，（增）仁轨平百济后，高宗遣刘仁愿代还。仁轨以百济新定，恐新兵不得力，愿再留镇守。（此正见其忠于为国之处。）《旧书》但书仁愿率兵渡海，与旧镇兵交代，仁轨乃西还。
《褚遂良传》，（增）遂良谏立武氏，谓武氏昔事先帝，武后从幄后呼曰：“何不扑杀此獠！”
《魏元忠传》，（增）元忠再相，稍惮权幸，不能守正如往时，袁楚客以书规之，全载其文。
《来济传》，（增）谏立武后，引汉成帝以婢为后故事。
《韩瑗传》，（增）谏立武后，引宗周褒姒为言。
《陆象先传》，（增）玄宗初即位，太平公主欲废之，召宰相议曰：“宁王长当立。”象先曰：“帝何以得立。”曰：“有一时之功。”象先曰：“立以功者，废必以罪。今不闻有罪，安得废。”
《苏传》，（增）吐蕃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