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役之法行，又命杨绘分析，执政以为不可，则宰相得以夺台谏之权矣。台諌之权常存体貌，自唐介之外其余无贬斥者，不一二年，亦复召用，所以复其迁而轻其责也。自熙宁之初，始有罚金御史者。安石秉政，御史言事皆责其监当，而台谏之受责，自此始矣。仁祖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而安石乃以大臣之威权为纪纲，甚矣！仁祖之心天地之寛，安石之心潢潦之量也。两朝台諌不同形容仁祖朝事纪纲甚振。
景佑二年，贬孙沔。先是，上疏言：“自孔道辅、范仲淹被黜之后，龎籍、范讽置对以来，凡在缙绅尽懐缄嘿，为监察御史以言废后事贬者，非仁祖之本心也，而夷简实赞之。諌官伏合，乃仁祖美意也，而夷简力沮之。此夷简入相之初，而国论为之一变也。”
嘉佑六年，欧阳修言，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后，至今二十年，台谏未闻有规諌人主而得罪，臣故谓方今谏人主则易，言大臣则难。
范文正公以忤吕申公贬，而申公亦以文正罢；唐质肃公以忤文潞公贬，而潞公亦以质肃罢，仁宗退大臣以伸言者之气如此。然异时申公不惟不敢憾于文正，而西事之兴且与之戮力；出处见元昊门。潞公不惟不敢憾于唐质肃，而还朝之日必与之俱召而后敢入。大臣之能容言如此。圣君贤相仲台諌之气，唐介劾宰相文彦博，其后再入相，首荐唐介，复召用焉。
给事中 起居舎人
景佑三年十二月，严宣勅银台法。时宣勅札子多不经本司，李纮言：“若此，则封驳之职遂废。”乃诏宣勅非银司不行。
庆厯元年，以富弼知制诰。初，因侍臣刘从愿妻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国封，久之还封。富弼当草制，遂封还词头。后张可久自转运使改横行，欧阳修援弼例封还后，遂为常。
至和元年七月，解马遵、吕景初、吴中复等台职，知制诰蔡襄以三人者无罪，封还词头，改付他舎人，亦莫敢当者，遂用熟状降勅。中丞孙抃累疏争之，翰林学士吴宿因召对，亦乞留遵等，皆不报。
皇佑元年，杨懐敏除副都知，知制诰胡宿不草制，封还以闻。上疑宿职不当言，谓宰相曰：“有此故事否？”文彦博曰：“近来富弼以封还。”上意解。
司马光言：唐制诏书有不便者，门下得以封还。今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下，非所以防过举也。
给舎主封驳，台谏主论列，其职均也。然给舎献替于先，台谏追救于后，命之未下，其正之也易；命之已下，其夺之也难。此给舎所以为重也。盖自庆厯间，遂国夫人之命，富弼当草制，封还词头，给舎之封驳昉于此矣。至其后胡宿援弼之例而驳杨懐敏、欧阳援弼之例而驳张可久，盖自是而其职与台谏均矣。给舎封驳于其先，其职尤难于台谏也。
嘉佑五年八月，苏洵试校书。初，欧阳修上洵所著书，韩琦善之，召试舎人院，再以疾辞。至是赵抃又荐之，乃就除。祖宗法度寛简，上之所作成激励者，有在科目之外，下之所以洗濯磨染者，亦不尽出于程文之中，故起孙明复于太山而处之胄监师儒之地，拔苏洵于眉山而处之容台礼合之中，起程颐于西洛而置之广厦细旃之上，则其所以特出一二以耸动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所以盛也。
两制
欧阳修在翰林，仁祖一日乘间取御合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曰：“欧阳修之词也。”乃悉取帖阅之，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
嘉佑六年六月，以王安石知制诰。去冬，除安石及司马光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受，安石辞至七八月乃受，从是径迁知制诰，安石不复辞矣。
授以馆职而辞馆职，授以起居注而辞起居注，人皆服其逊。初授馆职、三司度支判官，因辞，命修起居注，又辞，至于嘉佑之除制诰、熙宁之除学士则不复辞。辞其小而受其大，人遂以前日之辞官者，荆公之诈也；今日之不辞者，荆公之奸也，未为深知荆公者矣。盖荆公以天下自任之志不减于范文正，而自是其规模广大，又非一官一职之所能尽，迨嘉佑之末，其实行已，足取信于人，熙宁之初其虚名已足以取信于君，固将以大有为于斯世，独惜夫志大而学非也。诛心之言。初，王安石名始盛，欧阳修亦善之，劝洵与游，洵曰：“吾知其人矣。”作《辨奸论》。
史馆
庆厯五年十一月，《国朝 要》成，王洙编修，自建隆至庆厯四年，凡一百五十卷。
嘉佑四年，欧阳修为更撰奏云：“比年以来，具员而废职，其所撰述，简缺遗漏，百不存一，至于事闗大体，皆畧而不书，欲乞岁终命宰相亲至史院检 ，纪録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职，奏行赏罚，其《日厯》、《时攻记》、《起居注》乞更不进命。”
馆阁
天圣六年，宰相张士逊请以其子为校勘。上曰：“馆阁，所以待天下之英俊，不可私授。”鲁宗道曰：“馆阁育天下英才，岂纨袴子弟得以处耶？”欧阳修告英宗曰：“今两府缺人，必取于两制，两制缺人，必取于馆阁，馆阁辅相育才之地。”
天圣六年，以范仲淹为秘合校理，尝移书执政曰：“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汉之衰，奸雄共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则当时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