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编，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卷首序录》)。
按《史通》撰成于中宗景龙四年庚戌(公元七一○年)，其前二年以在东都，私自著述，为人所纠，私著之书，当为《史通》，书成凡二十卷，如今传本，此据《自序》而知之也：同时徐坚见其书叹曰，“为史氏者，宜置此于坐右也”；而宋代之宋祁，则曰，“知幾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新唐书 刘子玄传赞》)。其所见不同如是。《四库提要》尝举其《疑古》、《惑经》等篇，以为世所共诟。又如《六家篇》讥《尚书》为例不纯，《载言篇》讥《左氏》不遵古法，《人物篇》讥《春秋》不载由余、百里奚、范蠡、文种、公仪休、甯戚、穰苴，则直斥为谬妄，此盖出于儒者尊经之见，不足以服刘氏之心。此外所举，虽不无是处，究近毛举细故，有意吹求。惟谓“班固、陈寿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可以肆诸市朝，投畀豺虎”(《曲笔篇》)，则未免指斥太过，宋祁所谓“工诃古人”者，殆指此耳。特刘氏论史所长，初不在此，置之不论可也。
大抵论史之书，其途有二：一曰扬榷利病，一曰阐明义例。扬榷利病者，主于分析，阐明义例者，贵乎综合，二者相资，未可偏废。或谓《史通》一书，以扬榷利病为职志，盖善于用析，以演绎法为论列者。兹考本书《内篇》凡三十九篇，《外篇》凡十三篇，总为五十二篇，《内篇》之末三篇，曰《体统》，曰《纰缪》，曰《弛张》，皆亡佚已久，然《新唐书》本传，已云《史通》《内》、《外》四十九篇，且考《内篇》之序，所亡三篇，皆在自序之后，颇为不伦，或本无此三篇，抑编者之错置欤 《外篇》之首，冠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古代之史家，即为史官，而史籍之精者 悉为正史，子玄取古代之史官，及隋唐以往之正史，序而列之，以明源流所自，观其于《内篇》之首，即云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编述必出于史官，文籍悉归于正史，由此可证此二篇之撰在前，而《内篇》之撰尚在后，否则其本末之序紊矣。次则总论诸史之体例，而首以《六家》、《二体》：六家者，《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是也；二体者，纪传、编年是也。《春秋》、《左传》则属于编年，《史记》、《汉书》则属于纪传，此二体之权舆也。《尚书》则属于记言，《春秋》则义在记事，《史记》则开通史之规，《汉书》则为断代之祖，《左传》则以年分，《国语》又以国别，此六家之所以名也。至于正史之各类，一曰《本纪》，二曰《世家》，三曰《列传》，四曰《表历》，五曰《书志》，六曰《论赞》，七曰《序例》，各以一篇论之，又以《载言》一篇继于《二体》之后，为衍列传一体未竟之绪而作者也。寻《史通》全书，以《史官》、《正史》、《六家》、《二体》四篇之包蕴为最富，盖内外篇之纲领，论史者之总枢也。盖非洞究源流，则史例无以明，所谓阐明义例，贵乎综合，诚亦莫大乎是，岂仅主于分析，以扬榷利病为职志哉!若夫自《题目》以下迄于《辨职》之二十五篇，则以扬榷利病为务，亦以分析见长，所谓以演绎法为论列者，其在是矣，《辨职》之后，复缀以《自叙》一篇，而《内篇》终焉。《外篇》则《史官》、《正史》二篇而外，有若《惑经》、《申左》二篇，则尚论古经传之得失，附于古人之诤友，而《疑古》一篇，又自曝其所见，以待论定，亦后来崔述《考信录》之滥觞也。《点烦》、《杂说》以下，迄于《暗惑》七篇，皆为条举伴系随手箚记之作，本为《内篇》之遗，非刘氏精意之所寄，至《忤时》篇则为专载与萧至忠书而作，又本书之附录也。要之，刘氏论史，好指陈利病，言非一端，然非绝口不谈义例。或谓《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出《四库提要》)，斯言也，大致得之。
兹取刘氏议论之精要者论之。刘氏视《春秋》、《左传》为古史，《春秋》之书，为亲者讳，为尊者讳，故鲁隐公被弒，而书曰薨，周襄王实为晋文所召，而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此虽为鲁史旧法，孔子不敢擅改，而去史以传信之义则远矣。《左传》则不然，《春秋》重名，《左传》征实，《春秋》略举大纲，《左传》详于记事。研史之士，贵详而征实，是以刘氏有《惑经》、《申左》之作，如王充之有《问孔》、《刺孟》，言人之所不敢言。浦起龙所谓学究之所骇明者不与较者是也，此一事矣。自来记言、记事之书，概名曰史，然当时史官记载，务求详尽，巨细不遗，是为史料；后来秉笔者，据以勒定成书，是曰史著。汉世天下计书，上于太史，是为备采之史料，太史公据此以成《史记》，是为勒定之史著。然自现代史家视之，前古之所谓史著，亦正今日之所谓史料，史料史著，本属变动不居，而其厘然有别，则古今初无二致。刘氏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