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夷述》四十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卷、《吐蕃黄河录》四卷，盖即《旧书》本传之所载者。又有《地图》十卷、《皇华四达记》十卷、《贞元十道录》四卷。《新书 地理志》末云：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也。其下纪入四夷之道凡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各纪其经道里甚详。愚考《武经总要》《北蕃地里》一卷及《登州海程下》，数引贾耽《皇华四达记》，而文与《唐志》。略同，是则《唐志》所谓“边州入四夷道里”，即节录《皇华四达记》之文也。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亦数引贾耽之书，一曰《古今郡国志》，一曰《四夷述》，殆即耽所著之《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伪齐刘豫阜昌中，曾刊《华夷图》于石，作纵横方格，略如耽所述(中略补入宋代地名及诸夷)，原石见存长安碑林，是盖用耽所绘之本，寻《旧书》本传所纪，盖以《华夷图》绘于《四夷述》之前，共为一书，故《新唐志》亦不复别举之也。耽之于地理学，不惟究心于图之制法，且极注意沿革，其以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至今犹为不易。而所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一书，兼具古今，明其因革，应为地方总志之善本，视隋代官撰之《区宇图志》，唐魏王泰命其府僚合撰之《括地志》，尤为切实有用，是盖纵横并用以为通者，亦为治地理沿革学者之开山也。其后元人朱思本，所画《方图》，为罗洪先所本，以改制《广舆图》，朱图犹为顾祖禹所见(《方舆纪要 凡例》)，而今亦不可复得，是亦贾耽之后劲，而不可不述者。
贾耽之后，地志之可述者，在唐则有李吉甫之《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之《太平寰宇记》，王象之之《舆地纪胜》，至王存之《元丰九域志》，出于官撰，已述于上章者，则不之数焉。吉甫之书，以宪宗元和时之郡县为本，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详载四至八到及开元、元和之户数，每镇皆有图冠于篇首，故有图志之称。宋孝宗淳熙二年，程大昌称图已亡，故今仅志存，而又有阙卷，实存三十四卷。清严观有《补志》九卷，缪荃孙又辑佚文三卷，则所阙者亦仅矣。洪迈跋是书，谓为元和八年所上，然书中有“更置宥州”一条，乃在元和九年，盖吉甫于书成后，又自续入之也。前于此者之图经地志，如《区宇图志》、《括地志》，均以散佚，惟此书为最古，其为世所宝重，宜矣。乐史之书，撰于宋太宗时，而所叙郡县，多属唐代之旧，是时燕云十六州，久为石晋割赠契丹，而史亦取其地，一一列入版图。盖史之作此书，实以贾耽《十道志》、李吉甫《郡县图志》为蓝本，凡为原书所有者，太半录入；又宋人之意，仍以十六州为中国旧疆，恢复之念，未尝一日能忘，与其置而不数，无宁过而存之也。贾耽之书，吾所未见；吉甫之书，于前代图经地志，采撷颇多；然乐史犹谓贾、李之书为阙漏，于列朝人物题咏，并有登载，始为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之所始。兹考唐、宋二代地理之书，自以《寰宇记》为最赅博，而前此佚书之逸句，亦尝藉此得以考见，此是书之所以可贵也。原本为二百卷，今本阙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九之七卷，遵义黎庶昌自日本访得卷一百十三至十七又十八卷之半，共为五卷半，刊入《古逸丛书》之内，则所阙者，仅为一卷有半矣。王象之更取李、乐二书，及王存《九域志》之纪名胜古迹者，别为《舆地纪胜》二百卷，又就宋人诗集中之咏名胜古迹者附益之，惟其中尚阙二十二卷。元代修《大一统志》，所录李、乐诸氏之记载，多自是书间接迻录，试取残本证之，可知吾说不谬。至如欧阳态之《舆地广记》，祝穆之《方舆胜览》，虽非上述数书之比，然亦《九域志》之亚，犹附庸之于大国焉。
辽金时代，官撰之地方总志，今无所考。惟元代于官撰《大一统志》之外，又有二书：其一曰《圣朝(一作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其二曰《大元混一方舆要览》。《胜览》书凡三卷，无撰人名，今传元刊《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后乙集地理类，及《群书通要》癸集，皆以此书录入之。首以各行省为纲，次则省属之各路府，次则各路府属之州，次则州属之县，每州县之下，略具沿革故事、山川形胜，可与《元史 地理志》互证，而时有异同。《翰墨全书》本为元代坊贾所刻，而其中往往含有遗珍，此书即元人地方总志仅存之作也。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于《胜览》外，并著录郭衡《大元混一方舆要览》七卷，而见无传本；厉鹗《辽史拾遗》，凡六引《要览》，其中三事，同于《胜览》。吾颇疑《翰墨全书》、《群书通要》所著录者，即为郭氏之书，而节删七卷为三卷，钱氏集中有《跋胜览》一首，未尝语及郭作，是则《要览》，亦为钱氏所未见。钱氏盖据《千顷堂书目》而著录，然《干顷堂目》，只有《要览》，而无《胜览》，而钱氏则并著之，亦其考古之疏也。
明代于官修《寰宇通志》、《一统志》之外，有一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