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限本代，旧著存佚，无可考见，于是钱大昕发愤而补《元史 艺文志》，而辽、金二朝人之著作，并以附焉，衡其重要，堪与《汉》、《隋》二志比。盖史籍中之必不可无者，不得取与诸家之作，同类而并讥也。次于此者，厥为地理，综其补作，凡得六种，若洪亮吉之《十六国疆域志》，非惟《晋书》所不能详，抑亦研十六国史者之要籍也。兵、刑、食货，以多具于本书，故补者甚少，而氏族一志，端倪具于《魏书》，而钱大昕乃为《元史》补《氏族志》，以为魏氏《新编》、柯氏《新史》之先声，近人陈述又为《金史》补《氏族志》，条贯粗明，盖戛戛乎其难矣。清儒治学，长于辑佚，如邵晋涵自《大典》中辑得《旧五代史》一种，即出斯学之赐。而诸氏之撰补志，亦由辑佚蜕变而出，其为有功后学，又不待言。
抑考补志之作，有不限于表列各种者，一如郝经《续后汉书》所撰八录：曰《道术》、曰《历象》、。曰《疆理》、曰《职官》、曰《礼乐》、曰《刑法》、曰《食货》、。曰《兵》，是就《三国志》所原无者，而悉为补撰，亦汪氏《南北史补志》之类也。陈鳣改撰五代史，而为《续唐书》，于旧史诸志之外，别增《艺文》一志，历鹗撰《辽史拾遗》，亦补《选举》、《艺文》二志，是亦顾櫰三补《五代史 艺文志》之伦类也。近顷所刊之《二十五史补编》，汇诸补志，而为一书，诚便学者之寻检，然于郝、陈二氏之书，未知掇取，犹不得谓备焉。
病《宋史》之缺略，而为之作补传者，陆心源之《宋史翼》是也；病《元史》之缺略，而为之作补纪、补传、补表者，洪钧之《元史译文证补》是也。厉鹗撰《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杂采诸书以补《辽史》之阙略，虽不加别择，近于史料，而网罗之富，殊为罕见。杨复吉撰《辽史拾遗补》五卷，杭大宗更仿厉氏之例，以撰《金史补》，拟全书为百卷，而实未成，仅有传钞本五卷可考，此又病《辽》、《金》二史之阙略而从事者也。至近人罗振玉所作《补唐书张义潮传》，王国维所作《宋史 忠义传王禀补传》，皆于二史外，广征史实据而补之 ，此虽属一鳞一爪，亦不可无述者。
其六则为注释之史。释史之作，莫始于《公》、《穀》，《春秋》之有《公羊》、《穀梁》二传，皆重义例，而不甚详事实，然其所诠释者，乃褒贬予夺之书法，为近代之史家所不取，故后人乃为别之曰，此经学，非史学也。今本《史记》，以三家注为主，一为宋裴骃之《集解》，一为唐司马贞之《索隐》，一为唐张守节之《正义》，后来者莫能尚矣。按之《隋志》，于裴注外，仅有徐野民《史记音义》十二卷，梁邹诞生《史记音》三卷，其他则未之有闻，而《汉书》注本，有应劭、服虔、韦昭、刘显、夏侯泳、萧该、晋灼、陆澄、姚察、刘孝标、梁元帝等二十余家之多，何其盛也。盖《汉书》中多存古义，非训释不能通，故马融受《汉书》于班昭，至伏阁下读之，且《汉书》多本之《史记》，通《汉书》之义训，即已通《史记》之半，魏、晋、六朝人重《汉书》而薄《史记》，故习《汉书》者亦多于《史记》，注释之多，殆由此矣。至唐颜师古乃集众家之训释而为一编，是为今本之《汉书注》。师古于太宗贞观十一年为秘书少监，太子承乾命师古注《汉书》，解释详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颜氏《叙例》所谓，储君体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懿孟坚之述作，嘉其弘赡，以为服应曩说，疏紊尚多，苏晋众家，剖断盖尟；蔡氏纂集，尤为牴牾，自兹以降，蔑足有云。顾召幽仄，俾竭刍荛，岁在重光，律中大吕，是谓涂月，其书始就，是也。重光为辛，即贞观十五年辛丑，承乾以十七年被废，十九年师古卒，年六十五，则书成时，年六十一，即承乾被废前二年也。据《叙例》，师古以前注《汉书》者凡五种，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也。大约晋灼于服、应外，增伏俨、刘德、郑氏、李裴、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灼所采外，增刘宝一家，颜注于五种注本外，又增苟悦、崔浩、郭璞三家，其注以解释详明，称为班书功臣，由于能集众家之长也。《旧唐书 师古传》，叔父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师古注《汉书》，多取其义，今注中不载游秦，《叙例》亦不举其名，或以盗窃为疑 。不悟古人为学，或父子世业，或叔侄相续，尝自称曰某氏学，人称之为一家之言，鲜有以一人一世而独成其学者。班固踵其父彪之业而撰《汉书》，而叙传中不称其父曾撰《史记后传》，微范书为之作传，何由征之 然古人不以为病者，正由父子世业学成家言故也。以此为解，庶有当乎。据《隋志》著录，范晔本《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梁剡令刘昭注(《梁书》本传作集注)，是昭已取范书而全注之矣。昭以范书无志，乃取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以补之，并为之注，于是范书中又含有彪书之一部，今则志注存，而纪传之注亡。唐章怀太子李贤乃取范书纪、传注之。据《新唐书》章怀本传及张公谨、岑长倩传，与章怀共任注释者，有张大安、刘讷言、格希玄、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