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以还，则全录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人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惟无表而已(本《史通 六家》)。所谓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即为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而为铨配之得当者。至于两汉以还，全录纪传，是又有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之三弊，而无可讳言者也。《通史》之名，起于会通诸史，亦总辑而为一书之义，与今世之所谓“通史”，其名虽同，其实异矣。郑樵以梁代《通史》久佚，发愤重有所作，署曰《通志》。释名见于《自序》，其言曰：“古者记事之事谓之志，书大传，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有志而不志，责之丞，是以宋、郑之史，皆谓之志，太史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是则其命名之义，正同《通史》。惟樵寄方礼部书云：“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夹漈遗稿》)是樵初欲名其书为《通史》，后乃定名《通志》，亦犹司马光初撰《通鉴》，欲名《通志》，为一例耳(详见下节)。考《通志》为书凡二百卷，《帝纪》起三皇，迄隋恭帝，凡十八卷，附《后妃传》二卷；易表为谱，效《周谱》也，凡四卷；易志为略，避大名也，凡五十二卷，《周同姓世家》一卷，附《宗室传》八卷，《周异姓世家》二卷，列传九十八卷，载记八卷，《四夷传》七卷，是其书有纪、传、世家、载记、谱、略六体。如周之诸侯称世家，本《史记》；晋之十六国称载记，本《晋书》，盖会通诸史而为一书，而未及画一其体例者。抑樵之所自负者，惟在《二十略》。其自序云：
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馀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
所谓五略：曰《礼》，曰《职官》，曰《选举》，曰《刑法》，曰《食货》，樵则谓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其十五略：曰《氏族》，曰《六书》，曰《七音》，曰《天文》，曰《地理》，曰《都邑》，曰《谥》，曰《器服》，曰《乐》，曰《艺文》，曰《校雠》，曰《图谱》，曰《金石》，曰《灾祥》，曰《昆虫草木》，大半为诸史志之所不具，故又曰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议论也。樵以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即其旧文，从而损益之；至于“二十略”，则谓皆由自得，不用旧史之文；依此求之，似无所因袭矣。第细检其中之《地理略》，则全袭《通典》之《州郡典》，《总序》之前，虽叙水道，亦杂采《汉书 地理志》及《水经注》而成，岂以生值南宋，两河沦陷，无从考征，不得不钞录成书耶 《器服》一略，多与《金石》复出，而所谓《服》，则全袭《通典》之《嘉礼》；其《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亦但删录《通典》，无所辨正；《职官略》中，以《通典》所引之典故，悉改案语为大书，俨同自撰，《艺文略》分门太繁，舛误尤多；《灾祥略》则悉钞诸史《五行志》 ；是则袭用旧文，不止纪传为然，则所谓自得者，果何说耶 其所谓自得者，当指《六书》、《七音》诸略而言。然《六书略》则与《说文》全不相涉，《七音略》则谓三十六字母可贯一切之音，且矜贵其说云得之梵书；又谓江左之儒知有四声而不知七音，不悟反切之学为中土所固有，且在创制字母之前，唐以后人归纳反切，而制字母，本末之序，不可诬也。岂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者，即指此类而言耶 又考之诸史，惟《魏书》有《官氏志》，专详北族，而语焉不详，《唐书 宰相世系表》，限于华宗，而不下于庶民，撰通史者，宜有“氏族”一志，而郑氏乃为创作之，是可尚也。若乃《校雠》一略，申明刘向、歆父子以来整齐百家、辨章学术之法，《图谱》一略合古人“左图右史”之义，即郑氏自谓学术超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者，亦章氏所谓别识心裁，绝识旷论，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者。揆郑氏之初意，本欲镕铸群言，自成一家，而载笔之时，力不副心，不仅纪、传、世家、载记，全钞诸史，无所剪裁，即其所极意经营之“二十略”；亦不免直录旧典，而惮于改作。今读其序文所云云，徒见其好为大言，而有名不副实之疑。或谓章学诚因戴震辈痛诋《通志》，故作《释通》、《申郑》之论，谓《通志》示人以体例，本非以考证见长，不知郑氏果在标准纲领，则作论明之可矣，何必钞袭史传 曾不惮烦如此 ，洵笃论也。章氏创通义例，以论文史，又以《通史》为乙部之圭臬，喜郑氏议论之隽快，足以助其张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