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局自随，及书成，神宗又为之命名制序，不可不谓之官修矣。然考修是书时，凡属宏纲细目，悉由光一手草创，无异自撰一史。同修诸氏，虽各分撰一部，用力甚勤，然仅属初稿，为编订比缉之助，最后勒定，仍属之光。昔者孔子修史，亦极惨澹经营之功，故曰，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以后例前，正可借喻。故是书为马、班二氏以后仅见之作，非沈、姚、李三氏所可比拟，亦以其准于私史故也。若斯之类，都入本章，略形存质，取便论述，研史之士，幸无讥焉。
本期私修诸史，拟分四类论之：一曰纪传体之正史、别史，又可分为八目：一如《东都事略》作于《宋史》未成之前，《明史稿》作于《明史》未成之前，是为创作；二如有薛居正之《五代史》，而欧阳修又撰《五代史记》。有明代官修之《元史》，而柯劭态又撰《新元史》，是为改修；三如马令、陆游分五代史之一部而撰《南唐书》，谢启昆分《魏书》之一部而撰《西魏书》，是为分撰；四如郑樵之撰《通志》，乃取诸史合为一编，是为总辑；五如熊方之撰《后汉书年表》，钱大昕之撰《元史》氏族、艺文两志，是为补阙；六如王先谦之撰《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吴士鉴之撰《晋书斠注》，是为注释；七如李清之撰《南北史合注》，沈炳震之有《新旧唐书合钞》，彭元端、刘凤诰之有《五代史记补注》，是为合钞；八如汪文台之《辑七家后汉书》，汤球之《辑诸家晋书》，是为辑逸：悉属于此类者也。二曰编年体之《通鉴》，是书上仿苟悦《汉纪》，而后贤续作甚多，朱熹所撰之《纲目》，亦属此类，盖以年月为经纬者也。三曰以事为纲之纪事本末，此体创于袁枢，而继作亦甚多，一一取而述之，盖以纪载一事为主，而具其始末者也。四曰属于典志之通史、专史，此类之最著者，曰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皆就历代之政典礼制，综为一编，是为通史；此外如黄宗羲之创修《明儒学案》，其子百家与全祖望同辑之《宋元学案》，为后代学术史之权舆，是为专史，亦自通史析而出之；又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则通诸史地理志及郡县方志以为一书，亦具通史之一体者也。大抵撰史之法，或以人纪，如诸正史、别史是；或以年纪，如《通鉴》是；或以事纪，如纪事本末是：是为史之三体。刘知幾谓纪传、编年为二体，遗纪事一体而不言，固以古无是作，然岂足以概史体之全哉。若乃唐宋以来，撰史之途径日辟，又可于此见之。兹就上述四类，分述于下。
纪传体之正史别史
纪传体八目之一，是为创作之史。何谓创作，一代之史，未经勒定，而有人撰之于前，致其筚路蓝缕之功，而后撰之史，或更不如，是其选也。《宋史》未成之前，有王偁之《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叙北宋九朝之事，起太祖建隆，迄钦宗靖康，计本纪十二、世家五、列传一百五、附录八，而无表、志。李心传谓其掇取五朝史传(指太祖、太宗、真、仁、英)及四朝实录附传(指神、哲、徽、钦)，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因而讥其疏驳(《朝野杂记》甲四)。今宋“国史”已亡，无从取证，然核以《宋太宗实录》残本及李焘《长编》，知其叙事尚约而该，议论亦皆持平，岂宋“国史”原本即如是乎 清人汪琬谓元修《宋史》据是书为稿本，虽未必尽然 ，然于宋“国史”原本之外，亦多资于是书；且《宋史》于北宋九朝之事，详赡而鲜疏舛，亦以偁书先成，规模已具之故，其迹不可掩也。明人钱士升撰《南宋书》，以配偶作，虽有删繁就简之功，而论者谓非其伦，则不知旁求史实增补阙遗故也。清代邵晋涵有志撰《南都事略》，备南宋九朝之事，以极删繁补阙之能事，而其书实未成，惜哉(李慈铭《日记》，谓曾国藩得此稿，将刻之，以移督直隶而止；李详《窳记》，谓马新贻督两江，有人持此稿以献，未及付刊而遇刺；谭献《复堂曰记》，且谓海宁唐端甫，曾见活字本：凡此皆影响之谈，不足置信)。《明史》未成之前，先有王鸿绪之《明史稿》，据康熙五十三年鸿绪所表进，仅为列传二百五卷，后于雍正元年又表进全书三百十卷，计本纪十九、志七十九、表九、列传二百五，即含前书在内。迨鸿绪卒后，其子刊成之，并收入《横云山人集》，题曰《史稿》，初未畅行，后乃布之于世 。世多谓此书为万斯同旧稿，鸿绪攘窃之，以成己名 ，虽曰有因，亦未衷情实之论也。考全祖望谓《明史稿》五百卷皆万氏所手定，其后虽不尽仍其旧，是亦自为一书(《万贞文传》，贞文即斯同之私谥)；钱大昕亦云，王氏《史稿》大半出万氏手(《万季野传》)。全氏所谓《明史稿》，即指斯同所修之稿本，后为鸿绪所修改者，而钱氏亦不过为约略之辞，非能指实其事也。杨椿亲见万氏，后为史馆纂修，又不甚满于王氏，乃谓万氏以十二年之心力，成《史稿》四百十六卷，而王氏重加编次，或有删改，视万稿颇有异同 ，是王稿亦不尽从万稿也。盖万氏先后主于徐元文、徐乾学及鸿绪之家，始终以纂修《明史》自任，实怀元遗山以独力成先朝史之志，而不肯受新朝职名，列名《明史》，固其本怀，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