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辑《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本纪、列传悉用《旧书》，志、表多用《新书》，而以他一书之异同，及可补阙遗者，分注于下，并为《宰相世系表》作订误数卷，此折衷于《新》、《旧》两书之间，弃其短而取其长，最为得作史之意者也。自《新书》行，而《旧书》渐微，明代南北两监本二十一史，皆不及《旧唐书》，明嘉靖十七年闻人诠重刻旧本，赖以延绵不坠，清乾隆中，诏以新、旧《唐书》并列正史，复于武英殿刊版印行，遂仍得畅行于世，而今人仍贵闻刻本，扬州岑建功为撰校勘记，并附以逸文，亦治《旧书》之最勤者矣。盖《旧唐书》若前无闻人诠为之校勘，后无清廷为之表章，必如薛氏《五代史》，重烦学人加以搜残补阙之功，可不问而知之也。
其三则为《旧五代史》。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诏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监修 ，七年闰十月书成，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 。薛史之体，略仿《三国志》，以梁、唐、晋、汉、周各为一书，称曰《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而各有纪传若干卷，合之虽为一书，分之可为五史。晁公武《读书志》称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赵翼据之，遂谓五代史，乃后人总括之名，此殊失考。薛史有从《世袭》、《僭伪》、《外国》诸传及十志，皆不能分系于某一书，且以十志之迹求之，略如唐修《五代史志》之附于《隋书》，是则五书实有合而难分之势，亦犹《三国志》之魏、蜀、吴，本可各为一史，然《魏书》书末附有《外夷传》，而他书无之，正为合而难分之证。薛史之体，盖仿《三国志》、《南史》、《北史》之例，合而一之，以五代相承，顺序递述，尤近于《南》、《北史》，具有通史之一体者也。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藏于家，修没后，神宗诏求其书，为之刊行，于是薛、欧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宋宁宗开禧三年，公元一二○七年)，诏止用欧史(《金史 章宗纪》，泰和七年十一月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宋金亡后，南北统一于元，元承金制，薛史日湮。明成祖时，辑《永乐大典》，悉采薛史入录，惟已割裂淆乱，非其篇第之旧。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求薛史原本，已不可得，馆臣邵晋涵就《大典》中甄录排纂，其阙逸者，则采《册府元龟》等书之征引薛史者补之，仍厘为一百五十卷，其原书篇目，亦略可寻绎得之，设无《大典》，则薛史亡矣。薛史多据实录，故详赡过于欧史，而欧史后出，亦有可补薛史之阙遗者，故清代以二史不可偏废，遂并列于正史。或谓薛史原本尚未亡，初在皖人汪允中家，继归丁乃扬，乃扬珍惜孤本，不肯示人，世遂无有见之者 。允中、乃扬，独不能效闻人诠覆刊行世，一旦付之劫灰，将奈之何，收藏孤本，秘不示人，等于窖金埋宝，有书亦等于无书矣。
其四则为《宋》、《辽》、《金》三史。宋代国史，最为详备，有起居注，有时政记，有日历，有编年体之实录，有纪传体之国史，其时所设起居郎、舍人、著作郎、佐郎、国史院、实录院，分典撰史之务。《宋史 汪藻传》谓，书榻前议论之词，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是为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此皆宋国史之底本也。实录之外，即为国史：宋代诸帝崩后，嗣君例诏大臣修实录，而仁宗时，则诏吕夷简、夏竦修先朝国史，神宗时，既诏修《英宗实录》，又诏修仁宗、英宗史，孝宗以后又修神、哲、徽、钦四朝国史志及列传，理宗时又修高、孝、光、宁四朝国史，所谓国史，具有纪、传 志、表诸体，一如前代之正史，而易代以后，即据此以勒定焉 。国史之作，肇于后汉之《东观汉记》，而大成于唐代吴兢等所撰之《唐书》，其性质异于记注，故亦得为撰述之一种。南宋时，王偁撰《东都事略》，备北宋九朝之事，翦裁得当，实胜于元人所修之《宋史》，亦据国史勒定者也。南宋理、度二宗，虽亦有实录、时政记可据，然至宋亡之日，已多不具，而两朝国史。更未及修，试观《宋史》诸志，于宁宗以后事，多阙而不备，而《文苑传》，南宋仅周邦彦等数人，《循吏传》，竟无南宋一人，固由修史诸人草草将事，亦以国史底本缺略不具故耳。迨元兵入临安，以董文炳主留事，文炳曰，国可灭，史不可灭，又曰，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记注，归之元都国史院，此即宋国史旧本，元人所据以修《宋史》者也。辽制，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于境内，有传于邻境者，罪至死 ，故书籍流传于后世者绝少，元好问云，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元文类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则其时史料之缺乏，亦可于此窥见。然不可因此遂谓辽无国史。其诸帝实录，已略如上述，又有起居注及日历，《辽史 百官志》有起居舍人院，又《耶律良传》，重熙中迁修起居注。又《道宗本纪》，大康二年十一月甲戌，上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