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委较详，然自《十六国春秋》书行，而十六国史尽归散亡。其可述者，独有崔氏之书而已。
《魏书 崔光传》云：
从子鸿，少好读书，博综经史，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渊、石勒、慕容偶、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即增损褒贬焉。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行于外。世宗闻其撰录，诏鸿送呈，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后典起居，乃妄载其表曰：(中略)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宜，审正不同，定为一书。(中略)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驱驰数岁，暨正始元年，写乃向备。谨于吏案之暇，草构此书，区分时代，各系本录，破彼异同，凡为一体，约损烦文，补其不足，三豕五门之类，一事异年之流，皆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删正差谬，定为实录，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乞敕缘边求采。臣又别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统括大义。鸿意如此。后永安中，鸿子子元为秘书郎，乃奏其父书曰：臣亡考鸿刊著赵、燕、秦、夏凉、蜀等遗载，为之赞序，褒贬评论，先朝之日，草构悉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购访始得，讨论适讫，而先臣弃世。凡十六国，名为《春秋》，一百二卷，今缮写一本，乞藏秘阁。
盖鸿于生前迄未敢将书进呈，虚撰表文，以求免祸，至殁世后，其子乃表上之，细按传文可知也。又《史通 正史篇》云：
魏世黄门侍郎崔鸿，乃考核众家，辨其异同，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鸠集稽备，而犹阙蜀事，不果成书，推求十有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一百二卷。鸿殁后，永安中，其子缮写奏上，请藏诸秘阁，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
凡上所述，即崔鸿撰书之始末及其命意之所在也。考崔氏之书，以晋为主 ，又有表 、赞、序、例(见前)，区分时代，各系本录，体载详备，足以包举诸家。惜其书于宋代之《崇文总目》即不见著录，晁、陈以下更无其名，然《太平御览》撰于宋初，犹见称引，司马光撰《通鉴考异》，亦屡及之，光所见者，固非全帙，而其书亡于北宋中叶以后，则无可疑也。世所流传之《十六国春秋》一百卷，经清代考定，为明人屠乔孙、项琳、姚士粦辈之伪作 。今细检之，乃取《晋书》张轨、李暠(原作李玄盛)两传，及载记三十卷之专详十六国事者，并《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书，所引《十六国春秋》佚文，一一书录联缀而成一编，摭拾略备，用心颇苦；惟《魏书》所叙十六国事，其文不必悉同崔书，而作伪者亦为采入，称为鸿作，则谬妄之尤者也。吾谓后人重辑十六国史，应不出两途：其一，应以辑逸为主，先就《类聚》、《御览》所引，明知其为崔书者，录为一辑，再就他书所载之虽未明言为崔书，而确知其必出于是者，取而附益之，如清代汤球《十六国春秋》辑本是其例也。其二，应以史事为主，不必限为崔书，凡古籍中涉及十六国事者，悉以入录，不遗只字，而一一注明所出于下，如马骕之撰《绎史》，即其例之最佳者。屠氏所作，实同《绎史》，诚能将所辑之书，一一注明，则不失为十六国史之佳本，何必托名崔鸿，而以作伪为哉。浦起龙曾谓，屠氏欲起斯废，毋假初名，毋袭卷数，显号补亡可也，匿所自来，掩为已有，真书悉变为赝书矣，所论诚为中肯。然屠氏之书，署为鸿作，则非攘人之善以为已有者，实以崔鸿原作，大略不出于是，至其已蹈于作伪，则不之知，何若自署其名称为辑本之为得也。
唐修《晋书》，兼引十六国史，而撰三十《载记》，《史通》已言之矣(《正史篇》)。其所采者，固以崔书为多，然亦兼采各国史之原作。汤球辑本，以《汉魏丛书》之简本《十六国春秋》为主，而以《晋书》张、李两传及《载记》全文补足之，其中有与诸书所引不同者，再据以改正之。球谓《晋书 载记》所叙十六国事，实采崔书而成，尚无大误，然遽谓《载记》之文，即同于崔书，一一录出，以为不异原作，虽异乎屠氏之作伪，亦不免失于武断矣。《隋志》于《十六国春秋》下，附载《纂录》一十卷，未注为何氏之作，汤球谓即《汉魏丛书》著录之简本(凡十六卷)，由后人摘录崔书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