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无所让，此又新史之条件应重新规定范围者也 。
何炳松曾取美国鲁滨孙博士之《新史学》，译为汉文，书凡八章，其第一章曰新史学，第二章曰历史的历史，第三章曰历史的新同盟，第八章曰史光下的守旧精神，以此四章为最重要，其他四章，概论西史，可以从略，其所述新史学之意义，则谓历史之功用，在助吾人明了人类之现在、将来，又可根据历史之知识，以明了现在之一切问题，而以历史上事实，为吾人前车之鉴。吾则以为不然，盖现代社会之改变，有一日千里之势，吾人对社会欲有所贡献，必先明了现代之状况，而于现代状况之来历，尤须澈底明了，此新史学一辞所由来也。其次则历史须具有科学化，对于史料，应为严密之批评；对于著述，应秉笔直书；且研究历史，不但须究其当然，并应究其所以然，是之谓历史的历史。历史具有科学化，故趋重于分类研究，然其结果，不惟不能瓜分历史之本身，而反因此将概括人类活动之全部，以及融会贯通之责任，须由史家独负其责，此即新史学之意义也。再次则历史与各新科学之关系，所谓新科学，即人类学、古物学、社会学等是也。研究历史，非有新科学为之基础，则无以说明历史之真相，例如研究史前史或上古史，非以人类学，古物学，抑或动物学为之基础，必致茫然无所措手，此则显而易见之理矣。再次则研史之士，不可守旧，勿为旧日文化所束缚，而应利用旧日文化，以树改革之精神，用以改革现代之社会，此又新史学最后之目的也。寻其总义，在消极之一方，为破坏旧史学之思想，在积极之一方，为建设新史学之方法，所谓以综合社会科学之结果，而写过去人类生活之实况者也。校以上文梁氏所论，初无不同之处，此云历史之功用，以明了现在为职志，其以生人为本位可知矣。又云，非以历史上之事实为吾人之前鉴，则为客观，而非主观可知矣。又云，研究历史趋重于分类，是亦以收缩为扩充之说也。以西哲所说之原理，以为中国新史学之建设，梁、何二氏实最努力于此，吾故乐为述之 。
至近人之所谓新史，不出通史、专史二类。何者为通史，即普通史之谓；何者为专史，即专门史之谓。取古今史实之全部，而为概括之记述，以求其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为原则者，是之谓通史。自全部史实中，抽出其一部，而为比较详尽之纪述，其于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亦以范围收缩之故，而易于寻求者，是之谓专史。前者主于联贯，其文贵简要有序；后者贵乎详尽，其文应比次有法，此二者之辨也。《史记》通黄帝至汉武之世，而为一书，是可谓为通史之创作，刘知幾列为六家，而未尝名其为通史也。“通史”之名，始于梁武帝，后则郑樵之《通志》，亦与通史之体例相同，此所谓通者，不过通诸断代史而为一书，而去其重复牴牾者耳。语其繁重，亦与断代史等。故吾尝称《通志》为总辑之史，未尝以通史许之也。章学诚尝于《答客问》一文，论及作史之旨云：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其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章氏此论即为《通志》而发，何炳松则深取之，以此为通史之定义，虽通诸现代西洋之所谓通史，亦可当至理名言之评语而无愧色 。然章氏论史，以《春秋》为极则，以古人之守于王官者为百世不易之成法，其称史义，称家学，皆含有崇古之见，斯则尚有商量余地耳。夫通史之可贵，不仅详人所略，异人所同，重人所轻，忽人所谨而已。又当略人所详，同人所异，轻人所重，谨人所忽，不在事迹之详备，而在脉络之贯通，不在事事求其分析，而在大体之求其综合，所谓成一家之言，固非必要，而通古今之变，则为必具之要义。与其谓为通史，不如径称为普通史，普通亦义同普遍，即含有概括叙述之意，其造端虽大，其措辞则简，不必高语《史记》、《通志》，以马、郑诸氏为师，一人闭户而可殚，假以数年之岁月而可成，此即现代之所谓通史也。鲁滨孙博士以历史为连续而成，故主作通史，以求时间之联贯，而以断代史及国别史不能表现其功能，故不甚重之。何氏因其说以撰《通史新义》，凡分两编，上编专论社会史料研究法，凡史料考订与事实，编次之理论及应用属之；下编专论社会史研究法，凡社会通史之著作，及与他种历史之关系，皆加以说明，同时于其他似是而非偏而不全之义例，亦加以相当之估值。至其所述之原理，则十九采自法国史家塞诺波所著《应用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盖新史之对象，为社会之全部，而非为特殊阶级之局部，能就社会史料而加以研究整理，则通史之骨干立矣。若夫专史之作，初则有断代史、国别史之分，继则有典制史、学术史之作。所谓断代史，如汉、晋、唐、宋、元、明，皆以一代之事编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