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皆以浙东人而为史学名家。于是浙东多治史之士，隐然以清代之史学为浙东所独擅，并上溯于宋之永嘉、金华，以为渊源之所自，世人之不究本末者，亦翕然以此称之。观黄宗羲承其师刘宗周之教，而导源于王阳明，盖与宋代吕、叶、二
陈绝少因缘，其源如此，其流可知。万斯同固亲承黄氏之教矣，全祖望私淑黄氏，续其未竟之《学案》，亦不愧为黄氏嫡派，至于章、邵二氏，异军特起，自致通达，非与黄、全诸氏有何因缘，谓为壤地相接，闻风兴起则可，谓具有家法互相传受则不可。兹篇所著，一以专门名家者为断，弗取学派之说，以捐偏党之见，研史之士，或有取焉。
世谓黄宗羲为清代史家之开山，非虚言也。宗羲字太沖，学者称梨洲先生，余姚人也，其学虽导自其师刘宗周，然亦源于家学。其父尊素，明末东林党之巨子也，以讦魏忠贤被逮，途中谓宗羲曰，汝近日心粗，不必看时文，且将架上之《献徵录》略涉读之。自斯以来，黄氏始治史。同里则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皆富于藏书，资而读之，其学日进。考其治史之旨，盖一由于矫时弊。全祖望曾论及之云：
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先生始谓学必源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依可据，前此讲堂痼疾，为之一变(《甬上证人书院记》)。
二由于寄其故国之思。其为万斯同作《历代史表序》云：
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辞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盖当其时，不惟王学已届末流，有不胜其弊之势，必须以实学挽之，而黄氏遁居草野，声闻甚著，时君必欲致之京师，且畀以修《明史》之任，意雅愿为，而义不可出，故委其责于弟子万斯同，斯同出而黄氏之志售矣。其曰，危素不死，而于修史无一辞之赞，己则不然，其度量不亦远哉。黄氏又云：
自科举之学兴，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至欲废《资治通鉴》之版，然卒不能，今未有史学之禁，而读史顾无其人，此人才所以有日下之叹也(《历代史表序》)。
此盖以治史期勉后学，而卒能继起有人，此黄氏所以为一代史学之开山也。黄氏所撰诸书，以《明儒学案》为最，又撰《宋元学案》，未成，前已论之，又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明文海》六百卷，皆与有明一代之史相关。史案久佚，而世传之《行朝录》，则其残帙也。《明文海》以入《四库》者仅四百八十二卷，所缺一百十八卷，盖以忌讳而去之耳。自言阅明人文集二千余家，《文海》与《十朝国史》相首尾，则其究心明史，不仅限于实录矣。黄氏又谓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贯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而尤究于历法，于鲁监国时，作《大统历》颁之，又注授时、回回、泰西三历(据《清史稿》本传)，或又以所著《明夷待访录》见推，此盖寄其政治思想，而无与于史学者也。
次于黄宗羲者，则万斯同也。斯同字季野，鄞县人，从宗羲游，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曾以布衣参修《明史》，已略叙于前章，卒年六十，钱大昕作《万先生传》，方苞作《万季野墓表》，皆纪其学行甚详。方苞述万氏之言云：
史之难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并暗昧而不明，由于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故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别裁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尝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闻往事，旁及郡邑志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平心以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望溪集》十二)。
此即万氏治史之梗概也。寻其意旨有三：一贵征实，而不应杂好恶毁誉之见；二以实录为本，而于杂记、短书则博观而慎取之；三史之初稿贵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