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不虑，圣人中得，不思不勉。一落思虑，便非本体，岂不是彻上语？不知人心有见成的良知，天下无见成的圣人。圣人中得，原是孩提爱敬，孩提知能，到不得圣人中得。故孩提知能，譬如矿金，圣人中得，譬如精金，这精金何尝有分毫加于矿金之初？那矿金要到那精金，须用许多淘洗锻炼工夫，不然脱不得泥沙土石。故不思不勉，只说个见成圣人，非所为圣人也。
问：“告子之‘勿求’，亦有根欤？”曰：“有，外义故也。夫义与气一流而出，求气即集义也。告子外视乎义，夫且以义为障矣，何求焉？”
理气合而为心，孟子以义为心，集义而气自充，气充而心自慊，则心以自慊而不动。告子第以气为心，而离义以守气，则定气所以定心，心亦以能定而不动。夫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天下有性外之气乎？故浩然之气，即吾心之道义，不可得而二之也。吾身体充之气，即塞天地之气，亦不可得而二之也。故行有不得之心，告子不能异孟子焉，天命之性也。孟子直以养之，则不愧不怍之真，即高明博厚之体，而体充之气，浩然塞天地之气矣。告子逆而制之，固不以蹶趋之气动心，亦不以道义之气慊心，则气非塞天地之气，而充体之气矣。故告子守在气者也，孟子守在义者也。孟子之於义，根心而生，是以心之为主者也。告子之於义，缘物而见，是以物为主者也。义无内外，缘物以为义，则内外分为两截，义自义，心自心，始犹觉其遗用而得体，究则并其体而忘之矣。譬之水然，孟子之心若清水之常流，而告子之心则止水之能清耳。始而澄之，止水之清易，而流水之清难，至於后，而流水之清者常清，止水之清者臭败矣。
释氏“不思善，不思恶，是汝本来面目”，则告子性无善、外义之根宗也。其曰“心生心死，心死心生，死心之法”，则告子之勿求也。其曰“一超直入如来地，超入之顿”，则告子之助长也。
问“格物”。曰：“各人真实用功便是。”
宋之道学在节义之中，今之道学在节义之外。
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于小人，而君子穷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于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于君子，而小人穷矣。
古人以心为严师，又以师心自用为大戒，於此参得分明，当有会处。
职方刘静之先生永澄
刘永澄字静之，扬州宝应人。八岁读《正气歌》、《衣带赞》，即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举于乡。饮酒有妓不往。登万历辛丑进士第，授顺天学教授，北方称为淮南夫子。迁国子学正。雷震郊坛，先生上疏：“灾异求直言，自汉、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万安、刘吉恶人言灾异，邹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报罢，塞谔谔之门，务容容之福，传之史册，尚谓朝廷有人乎？”满考将迁，先生喟然叹曰：“阳城为国子师，斥诸生三年不省亲者，况身为国子师乎？”遂归，杜门读书。壬子起职方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先生与东林诸君子为性命之交，高忠宪曰：“静之官不过七品，其志以为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圣贤吾君，若何而圣贤吾相，若何而圣贤吾百司庶职。年不及强而仕，其志以为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扬揭之，生当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后吾者，若何矜式之。”先师刘忠端曰：“静之尚论千古得失，尝曰：‘古人往矣，岂知千载而下，被静之检点破绽出来？安知千载后，又无检点静之者？’其刻厉自任如此。”大概先生天性过於学问，其疾恶之严，真如以利刃齿腐朽也。
绪言
今有人焉，矜矜於箪食豆羹之义，木头竹屑之能。至於撄小人之忌，触当世之网，而上关国是，下关清议者，则惟恐犯手撩鬚，百不一发。虽事任在躬，亦不过调停两家，以为持平之体。此其意何为哉？得失之念重耳。
巧宦之法，大率趋承当路，不可稍失其意，虽己之吏胥，亦不肯稍失其意，盖知吏胥亦能操吾之短长也。清夜自思，此一种是何等心事？岂可使人知！
物来顺应，顺者顺乎天理也，非顺乎人情也。
三代而上，黑白自分，是非自明，故曰“王道荡荡，王道平平”。后世以是为非，指醉为醒，倒置已极。君子欲救其弊不得不矫枉，盖以不平求平，正深于平者也。
有一等自是的人，动曰“吾求信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习心乎？
假善之人，事事可饰圣贤之迹，只逢着忤时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祸，便怕损名，其心总是一团私意故耳。
谦谦自牧，由由与偕，在丑不争，临财无苟，此居乡之利也。耳习琐尾之谈，目习徵逐之行，以不分黑白为浑融，以不悖时情为忠厚，此居乡之害也。夫恶人不可为矣，庸人又岂可为乎？恶人不当交矣，庸人又岂足交乎？
寻常之人，惯苛责君子，而宽贷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暱也。君子所图者大，则所遗者细，世人只检点细处，故多疵耳。小人所逆者理，则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较量情分，故多恕耳。
爱人则加诸膝，恶人则陨诸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