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曾子辩哉！不本诸古人之源流，而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者，学者之患也。
案：《洪范》，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故聪入作哲，明入作谋，睿出作圣。貌言亦自内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故尧、舜皆备诸德，而以聪明为首。孔子告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学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终非有定，《诗》云：「有物有则。」子思称「不诚无物」，而孟子亦自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危道微，后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从一，是谓不知天之所与，而非天之与此而禁彼也。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之条目，而专以心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相成之道废矣！
皇极言淫朋比德，则民有罪焉。下无好德，而上之福则不锡焉。王义王路，以我为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盖待于民者已狭，而出于君者，民已不可忤矣，犹曰未至于虐而已。然则夏、商之季，俗坏民薄，而尧、舜、禹、汤之道已不可复反乎﹖陶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无乃异是与﹖盖亦有不得已者与﹖然则成、康之后，遂为杂霸，不复古人之万一者，其兆见矣。九畴于古无见也，禹称九功，或者几近之。
儒者争言古税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贡、助、彻之异，而其实不过十一。夫以司徒教养其民，起居饮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无不与偕，则取之虽或不止于十一，固非为过也。后世刍狗百姓，不教不养，贫富忧乐，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则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胜其过矣，亦岂得为中正哉﹖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税广，止无前代封建之烦，下无近世养兵之众，则虽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岂得以孟子貉道之言为断邪！
《曲礼》中三百余条，人情物理，的然不违。余篇如此要切言语，可并集为上下篇，使初学者由之而入。岂惟初入，固当终身守而不畔。盖一言行，则有一事之益，如鉴像，不得相离也。古人治仪，因仪以知事。曾子所谓笾豆之事，今《仪礼》所遗与《周官》戴氏杂记者是也。然孔子教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盖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数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为所贵者「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事而已，是则度数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礼因以废矣。故予以为，一贯之语，虽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数折旋既已无复可考，则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后其道庶几可存。若他无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则厚者以株守为固，而薄者以捷出为伪矣。
案：经传诸书，往往因事该理，多前后断绝，或彼此不相顾，而《大学》自心意及身，发明功用，至于国家天下，贯穿通彻，本末全具，故程氏指为学者趋诣简捷之地。近世讲习尤详，其闲极有当论者。《尧典》「克明峻德」，而此篇以为自明其德。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条目，略皆依仿而云也。然此篇以致知格物为《大学》之要，在诚意正心之先，最合审辨。《乐记》言「知诱于外」、「好恶无节于内」、「物至而人化」，知与物皆天理之害也。予固以为非。此篇言诚意必先致知，则知者心意之师，非害也。若是则物宜何从﹖以为物欲而害道，宜格而绝之邪﹖以为物备而助道，宜格而通之邪﹖然则物之是非固未可定，而虽为《大学》之书者亦不能明也。程氏言：「格物者，穷理也。」案：此篇心未正当正，意未诚当诚，知未至当致，而君臣父子之道，各有所止，是亦入德之门耳，未至于能穷理也。若穷尽物理，矩矱不踰，天下国家之道，已自无复遗蕴，安得意未诚、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诗》曰：「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疑程氏亦非也。若以为未能穷理，而求穷理，则未正之心，未诚之意，未致之知，安能求之！又非也。然所以若是者，正谓为《大学》之书者，自不能明，故疑误后学尔。以此知趋诣简捷之地，未易求而徒易惑也。案：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孔子非礼勿视、听、言、动，皆不论有物无物。「喜怒哀乐之未发」，非无物；「发而皆中节」，非有物。三章真学者趋诣简捷之地也，其它未有继者。今欲以《大学》之语继之，当由致知为始，更不论知以上有物无物，物为是，物为非，格为绝，格为通也。若是则所知灵悟，心意端一，虽未至于趋诣简捷之地，而身与家国天下之理贯穿通彻，比于诸书之言，先后断绝，彼此不相顾者，功用之相去远矣。坐一物字，或绝或通，自知不审，意迷心误，而身与家国天下之理窒滞而不闳，方为学者之患，非予所敢从也。（以上梨洲原本。）
百家谨案：「格物」不言「先」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