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龙等四十人，皆磔于市。男子十岁以上者斩之，惟刘长子、石和尚遁去，深入岩险。会永病愈，更帅兵搜余贼。
六月，石和尚集众千余，焚劫四川大昌县，杀夔州通判王祯。命分兵讨之。冬十月，提督湖广军务白圭诱执贼首石和尚。时石和尚、刘长子聚众巫山，圭遣参将喜信、鲍政，都指挥白玉随贼向往剿之。贼
计穷食尽，乞降。圭遣指挥张英诱之，刘长子遂缚石和尚送至喜信营，受之。长子诣信营乞食，信饷之，俾居近营。既而并诱执刘千斤妻连氏及其伪职常通、王靖、张石英等六百余人。事闻，上命搜捕余党，贼平。诸将忌张英功，讠替于朱永，谓英多获贼贿。以事捶杀之，遂班师。
十一月，磔石和尚、刘长子于市。叙平荆、襄功，进抚宁伯朱永为侯，李震兴宁伯，白圭进太子少保。四年春三月，改户部右侍郎杨璇为右副都御史，抚治荆、襄、
南阳流民。六年冬十月，荆、襄贼李胡子聚众反。先是，贼平，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设。会岁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万人。李胡子，新郑人，刘千斤余党也。千斤败，与其党王彪
走免。纠合余党小王洪、石歪专往来南漳、内乡、渭南间，复倡流民为乱，伪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号，官军屡捕不获，荆、襄、南阳为之骚然。
十一月，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讨李胡子。七年春正月，右都御史项忠至襄阳，以见卒寡弱，请调永顺等土兵。从之。诸将请速进，忠曰：“流民逃聚山谷，陷盗中，不能自
脱耳。”乃驻兵分布险要，遣人持榜招谕，有能去贼自归者，禁勿杀。于是民多携老弱来归。王彪自变量十人觇军，且阻归者，出不意擒之。兵部尚书白圭言：“贼党困饥寒，出于迫胁。宜敕项忠相度机势，计抚绥长策。不必调永顺、保靖土兵，以滋骚动。”忠奏曰：“贼据险在万山中，复有流民从之，患将不测。臣奉诏旨，开谕生路，流民携扶老幼出山；日夜不绝，计四十余万。今若中止土兵，恐民闻之，仍怀疑惧。且王彪虽授首，而渠魁李胡子尚伏窜。设复再聚，重调为难。”上报曰：“土兵已到，严约不得扰民。其流民在山，眷恋生业，不至为非者，用心设法抚安之。”
十一月，荆、襄、南阳流贼平，进总督军务项忠右都御史，敕留抚治。忠之用兵荆、豫也，遣人持榜，入山招谕。负险不服，即纵兵剿不赦。李胡子势孤，潜伏山寨。忠遣副使余洵、都指挥李振率兵追捕，遇胡子于竹山县，尽死拒敌，为官军所擒。小王洪尚有众五百，屯于钧州龙潭，亦破擒之。几遣还乡者四十万人，俘斩二千人，编戍者万余人。
时流民有自洪武以来家业延子孙，未尝为恶者。兵入，尽草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贵者，又多道死，弃尸江浒。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既树平荆、襄碑，或亦呼为“堕泪”，以嘲忠云。
十二月，都御史项忠献荆、襄俘李胡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书陆瑜等会奏，坐罪有差。八年夏四月，给事中梁疏劾都御史项忠偏听检讨张宽、御史
刘洁、总兵李震，纵杀要功。上曰：“荆、襄流民为患，中外皆以为虑。今及荡平，即议其后，非所以激劝天下也。”兵部尚书白圭又言：“忠所上荆、阳功次文册，与震前后不同，请勘。”上亦不听。
五月，都御史项忠乞致仕，慰留之，召还院。先是，有星孛于天田，言者谓荆、襄杀戮所致。忠再疏自列，因乞骸骨。上温旨答之。十二年春二月，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抚定流民。
自成化初年，陕西至荆、襄、唐、邓之间，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刘千斤之乱因之。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百万。都御史项忠奉命捕逐之，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乃著《流民说》，略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见东晋时庐、松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松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西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垂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都御史李宾深然其说。至是流民复集如前，宾乃援洪谟说疏上之，上可焉，命杰往莅其事。
秋七月，北城兵马吏目文会疏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间，有流民邹百川、杨继保匿聚为非。正统中，民胡忠等开垦荒田，始入版籍，编成里甲。成化年来，刘千斤、石和尚、李胡子相继作乱，大臣处置失宜，终未安辑。今河南岁歉民饥，入山就食，势不可止，能保无后日之患？经条上三事：曰荆、襄土地肥饶，皆可耕种，远年入籍流民，可给还田土，所附籍者领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愿回籍者听。曰流民潜处，出没不常，乞选良有司为之抚绥，军卫官为之守御，则流民自安。曰荆、襄上流，为吴、楚要害，道路多通，必于总隘之处，加设府、卫、州、县，立为保甲，通货贿以足其衣食，立学校以厚其风俗，则其民自趋于善矣。”上大是之，命都御史原杰采其言用之。
九月，都御史原杰奏言：“信阳、固始等州县，南抵蕲、黄，西接荆、襄，东连凤阳、霍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