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与我为敌之大明耶？初尔曾言，我两国既结为兄弟，我与明人贸易，若得佳货，转售於贵国，亦有裨益等语。然商人有佳缎售於我者，反遭杀戮。兄弟之忠义果如是乎？尔曾约不得容留大明人於陆地等语，尔复食言，留之尔境内，并暗中援助大明，又命禁止我国大臣坐椅，屡纵尔民侵扰我地。我所属东瓦尔喀路人，有进尔国者，曾令归还，尔竟不与。因尔等不知过愆，故始令增纳岁礼，吾初我岂不知取财物乎？我常以礼待尔，尔反轻视我，增取之由，盖以此也！尔见我国之人逃往明国，尔等见之，要而取之，送交明国，明国之人，投归於我，则进击之，尔等所行，果合义理乎？昔孔元帅、耿总兵官叛明来降时，尔等助明，向来归者战，及我往迎诸贝勒至彼尔明识之而复与交战，是争战之端，又尔先启矣。我严敢我民，尔国地方，秋毫无犯，尔纵尔民，於我境内渔猎采参，是亡乱之端，复启
於尔矣。今又听信文人之言，背弃盟誓於天地之大礼，实失策也。文人若果忠诚，则当和睦相处之际，无端起兵伐我之时，尔等何不谴责耶？凡文人能明析是非，应时权变，俾国民安
享太平者，此乃贤者为民，忠心效力於君上之道也。倘不相度时势，无为国为民，经纶权变之才，徒以虚言饰伪，若胶柱而鼓瑟，仅拘守篇章，不知军民疾苦，实乃上辜君主，下负军民之奸十人也。古云：君之待臣怪礼，臣之事君以力，皆为军民也，军民之仰赖於君臣，犹如父母也，今毁弃十年和睦之道，此岂君臣扰军民之意耶？尔文人若败两国和睦之道，致兴大战，则尔文人搦管在前攻战乎？抑勒令诸军战耶？倘军民罹祸，文人岂能操书中之言以相救乎？王宜深思之。兄弟之谊，诚可惜也！昔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关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王若效
彼，不行德义，恃海岛之险，听书生之言，败兄弟和好，设两国构兵，祸及国家，仓皇流离争相逃遁，王之臣民将与王为敌也！王当此危急之际，纵欲杀怂恿之文人，以求太平，恐悔之无及也。蒙古察哈尔汗，仁德不修，听信大臣之言，与我构兵，我发兵征之，被迫逃遁。时其谗臣，反尽夺察哈尔汗之妻子，牲畜诸物叛彼来投我。今王之文臣劝王毁弃盟天修好之道，一旦国家罹祸，彼劝王之臣及军民等，岂皆从王乎？其势必各相抢夺，即为仇敌也！尔朝鲜国以明为天子、父王，视他人为隶人，岂大明国朱家之人自古为帝王乎？古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此言诚是。虽素为贪贱，若有大德，其人可为天子；向为帝王者若无德，可为小人。是故，古
之大辽乃东北夷，而为天子鑫乃东夷，而有大辽之天下，招安宋国大元乃北方蒙古，而有金之天下。大明洪武乃皇觉寺僧，而有大元之天下，尔朝鲜国世向彼国朝贺贡方物。以此推之
据天下者，惟有德之故，非世为君长之故也。凡国岂有常强常弱之理乎？尔以明为皇父，搆怨於我，取明人之祸为已祸，果能胜之乎？尔既欲先启衅端，我复何待？尔所恃者，不过船
与岛耳。船非人造之乎？船行水上，亦非人荡桨而行乎？船能自生能自行乎？尔等以岛中可居而往居之，岂尔等可至之地，他人独不能至乎？倘尔国八道之民皆往海岛，其田岂足耕乎？
坐拿太平之时，愿起衅端，倘若国人散离，各投他国，恐祸患及身也。我两国结为兄弟，十年以来，我之心内，丝毫无存与尔搆怨之意，今王听书生之言，败和好之道，以起兵端，我若兴兵，则降者抚养之，拒者杀之，无知之民避於山野，国破人亡，此非我乐为杀之害之，王实自杀之害之也。此亦天人所明鉴者。我屡观王之使者每来进见之礼，且听所陈之言，更改规矩，渐归异样。我使臣还时，亦言我使臣每往尔国，王之诸臣变更成例，言语矜夸，渐致更新，至於见王，无违成例等语。若此者或王固知之而故纵尔诸臣变更盟约以慢我，亦未可知，抑或大臣等设心沮坏和好，亦未可知。王此所遣使臣李廓、罗德宪，其无礼之处，更难悉数，此皆王心存恶念，欲以搆怨之名，推之於我，有意寻隙，令我先进衅端，杀尔使者，然後将毁弃盟纳之恶，归咎於我耳。我之所行，从不为此等琐事。两国虽成仇敌，兵刃相接，乱砍混战，其间即遣使往来，岂有杀来使之理？若是则不义也。亮兵交战，可知强弱胜负，即杀一二使者，可谓之强者乎？反示人以量之浅也。”
朝鲜国春季来使罗德宪、李廓详告金国驻守通远堡大臣曰：“我等奉主命出使。贵国猝生异心，以势逼迫。但自有不能自断，一切羞辱，业已受尽，受尽耻辱。此等情形，古今所未有者也。今幸得抵我界，愿受国法而死，更复何言？我等临行时，英古尔岱、马富塔二臣付以国书，封之甚固。时我等悉该书中更改成规，遂请开阅，当即修改。二臣拒之，驮书於马，农我等出城。抵十里河後，我等启视，凶此书封面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