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悟。既而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斥罢；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谏，几同谴。恭亲王寻复职，而自屡遭挫折后，任事不能如初；文祥正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朝局赖以维持，不致骤变。
十三年，病久不愈，在告。会日本窥台湾，强出筹战守。疏请『敕下户部、内务府宽筹饷需，裁减浮用；停不急之工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专力图维。皇上忧勤惕厉，斯内外臣工不敢蹈玩泄之习；否则，狃以为安，不思变计，恐中外解体、人心动摇，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言甚切至。是年冬，穆宗崩，德宗继统即位；晋武英殿大学士。以久病请罢，温诏慰留；解诸兼职，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时国家渐多故，文祥深忧之；密陈大计疏曰：『洋人为患中国，愈久愈深；而其窥伺中国之间，亦愈熟愈密。从前屡战屡和，迄无定局；因在事诸臣操纵未宜。及庚申定约，设立衙门专司其事以至于今，未见决裂。就事论事，固当相机尽心办理；而揣洋人之用心、求驭外之大本，则不系于此。所系者，在人心而已矣。溯自嘉庆年间，洋人渐形强悍。始而海岛、继而口岸，再及内地，蓄力厉精习机器，以待中国之间，一逞其欲。道光年间，肆掠江、浙；自江宁换约以后，凯觎观望。直至粤匪滋事，以为中国有此犯上作乱之事，人心不一，得其间矣。于是其谋遂泄，闯入津门；虽经小挫，而其意愈坚，致有庚申之警。然其时势局固危，民心未二。勤王之师，虽非劲旅，而闻警偕来；奸细之徒，虽被诱胁，而公愤同具。以是得受羁縻，成此和局。十余年来，仰赖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宵旰勤劳，无间隙之可寻。在事诸臣，始得遇事维持，未至启畔；偶有干求，尚能往返争持，不至太甚。非洋务之顺手及在事者折冲之力，皆我皇太后、皇上朝干夕惕，事事期符民隐，人心固结有以折外族之心而杜未形之患也。然而各国火器、技艺之讲求益进，彼此相结之势益固；使臣久驻京师，闻我一政之当则忧、一或不当则喜，其探侧愈精。俄人逼于西疆、法人计占越南，紧接滇、粤；英人谋由印度入藏及蜀，蠢蠢欲动之势，益不可遏。所伺者，中国之间耳；所惎者，中国大本之未摇而人心之难违耳。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自治其国以此，其观他国之废兴成败亦以此。倘其国一切政治皆与民情所背，则各国始逞所欲为，取之恐后矣！如土耳其、希腊等国势极弱小，而得以久存各大国之间者，其人心固也。强大如法国，而德国得以胜之者，以法王穷侈任性，负国债之多不可复计；虽日益额饷以要结兵心，而民心已去，始有以乘其间也。夫人〔先〕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焉。理之所在，势所必至。中国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尤要。外国无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国必求无事不惬于民心之是非；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凡我用人行政，一举一动，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惬，则急止勿为；事系人心所共快，则务期于成。崇节俭以裕帑需，遇事始能有备；纳谏诤以开言路，下情藉以上通。总期人心永结、大本永固，当各外国环伺之时，而使之无一间可乘；庶彼谋不能即遂，而在我亦堪自立。此为目前犹可及之计，亦为此时不能稍缓之图。若待其间之既开而欲为斡旋补苴之法，则和与战俱不可恃；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复问：则何如预防其间之为计也。咸丰六年，王茂荫奏陈夷务，谓「海外诸国日起争雄，自人视之，虽有中外之分；自天视之，殆无彼此之意」。引「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及「大学」「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终以君心为证；何其言之危且切欤！欲戢夷心，莫要于顺民心；能顺民心，斯足以承天心：固不待着蔡而昭然若睹耳。臣受恩最重，办理洋务最久，实有见于洋人居心积虑之处，而现时尤为迫切紧要之关；外国之求间在此，中国之弥间亦在此。在事诸臣仅谋其末，我皇上实操其本。用敢直陈，伏乞俯鉴刍言，将此折时置左右，力求端木之治，以回隐患之萌；天下幸甚』！
先是，当台湾事平，文祥即偕恭亲王议兴海防，条上六事：曰练兵、曰简器、曰造船、曰筹饷、曰用人、曰持久，各具条目；敕下中外大臣会议。至光绪二年，疆臣覆奏，将复下廷议；文祥已病，不能出。自知且不起，乃密疏上，曰：『驭外之端，为国家第一要务；现筹自强之计，为安危全局一大关键。臣衰病侵寻，心长智短，知不能永效犬马，以报主知。恐一旦填沟壑，则平生欲言、未言之隐，无以上达宸聪、下资会议，何以对陛下！此心耿耿，有非总理衙门原奏所能尽者。敢竭诚吐赤，为我皇上敬陈之。夫敌国外患，无代无之；然未有如今日之局奇、患之深、为我敌者之多且狡也。果因此患而衡虑困心，自立不败；原足作我精神、惺我心志、厉我志气，所谓「生于忧患」者正在于此。至此而复因循泄沓，一听诸数而莫为之筹，即偶一筹念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