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杜，《传》无可载之功，面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日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轲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於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视今，犹今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罪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田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山之蹲鸱，而欲以废五穀，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於御军，军法莫严於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於逃军，则其逃必甚於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惓十四年应於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於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后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