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 右正言孙觉言：“窃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画一文字，颁行天下，晓谕官吏，其凡有七。至於论敛散出入之弊，将来陷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论，乃援引经义，以傅会先王之法，与防微杜渐，将以召怨贾祸者。臣得直陈之其条有三。”（《纪事本末》卷六十八。案：觉疏其凡有七，其条三文佚，俟考。《宋史本传》云：青苗法行，首议者谓《周官》泉府，民之贷者，至输息二十而五，国事之财用取具焉。觉条奏其妄，曰：“成周赊贷，特以备民之缓急，不可徒与也，故以国服为之息。然国服之息，说者不明。郑康成释经乃引王莽计赢受息，无过岁什一为据，不应周公取息，重於莽时。况载师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农民乏绝，将补耕助敛，顾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国事取具，盖谓泉府所领，若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有买有予，并赊贷之法而举之。傥专取具於泉府，则冢宰九赋，将安用耶？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今老臣疏外而不见听，辅臣迁延而不就职，门下执正而不行，谏官请罪而求去。臣诚恐奸邪之人，结党连伍，乘众情之汹汹，动摇朝廷，钓直干誉，非国家之福也。”） 於是进呈孙觉疏。王安石谓：“觉所言无理，读不及终而止。”上曰：“人言何至如此？”安石曰：“自大臣以至台谏，臣有异，则人言纷纷，如何足怪！”赵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以上《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卷六十八。） 人有所生父母，所养父母，皆称父母，虽闾巷亦不以为碍。而两制、台谏乃欲令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欧阳修笑其无理，故众怒而攻之，此岂是正论？司马光为奏议，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衮服冕，世世子孙，南面有天下，岂得复顾其私亲哉？如此言，则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弃其父，悖埋伤教，孰甚於此！且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虽士大夫亦如此，岂是以得天下之故为之子也？司马光尝问臣，臣以此告之，并谕以上曾问及此事，臣具如此对。吕诲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原注：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 上曰：“如台谏言濮王事全无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虽非尽理，然当时言者以为当更追崇，未已及罢称皇，亦以为言有力，则当时言者虽未尽理，於时事亦不为无庸。”（《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原注：按安石初对上，所言则如此，不一年，即深诋台谏，谓安石不奸邪，可乎？因掇取注此。） 上曰：“宗室事何以不纷纷？”安石曰：“以两府大臣共议，故大臣无摇动者；又陛下不疑，故异论无从起。”上曰：“均输事何以无人言？”安石曰：“人言岂少！吕公著因江西事遂攻薛向，而言薛向体量江西文字乃先至，其言不效，故其意沮折而不复敢为诬妄常平事，大臣固不悦。但陛下初即位，以为善政，不敢异论。然自初施行，阴欲沮坏，至於百端；其后陛下每见提举官上殿，辄问新法便否，人人知陛下意疑，所以内外交结，共为诬罔也。”陈升之曰：“岂可使上不访问群臣？此皆提举官所在张大妄作，故致人言耳！”安石曰：“提举官到任不过数处，若妄作，只须有事实；全无事实可说，即其言岂可听信？”上又语及程颢疏，安石曰：“颢至中书，略谕以方镇沮毁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谓之疏駮大臣章奏。颢乃言大臣论列事，当包含此为害利；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则是纵使邪说诬民，而今诏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则异议何由贴息？”原注：诏及颢疏，据朱本附见。《日录》在十四日乙巳，新本削去。上因论及台谏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谓得人心者以为理义。理义者，乃人心之所悦，非独人心，至於天地鬼神亦然。先王能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宁者，以行事有理义故也。苟有理义，即周公致四国皆叛不为失人心；苟无理义，即王莽有数十万人诣阙颂功德不为得人心也。”原注：《日录》在三月四日乙未，朱本附五日丙申，今从之。他日，安石与韩绛请上更晓谕台谏，无使纷纷。上曰：“安得如许口颊与说？”上又谕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众论。安石曰：“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少自卻即坐，为流俗所胜矣。”（《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７、丁酉。（《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癸亥，诏江淮发遣湖北运司体量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居丧服除，往复贾贩，及令天章阁待制李师中供析照验见轼妄冒差借兵卒事实以闻。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劾奏故也。原注：景温劾轼已附注三月丁酉。轼例当作州，亦见彼注。案：原文及注，今已俱佚。）
８、壬寅，谏官孙觉见上论青苗事，且言：“条例司駮韩琦疏，镂板行下，非陛下所以待勋旧大臣意。赖韩琦朴忠，固无他虑，设当唐末、五代，藩镇强盛时，岂不为国生事乎！”（《长编》卷二百十：熙宁三年四月戊辰，上误记觉言以为公著。公著降知颍州事，原注引《公著家传》三月十一日壬寅，谏官孙觉见上云云。辑入。）
９、甲辰，吕公著屡奏乞罢提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