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边，追沪、士廉，欲以违节度斩之。青械二人送德顺军狱，时周询等犹未至也。蕃部遂惊扰，争收积聚，杀吏民为乱，又诣周询等诉。周询具奏，诏释沪、士廉，令卒城之。据尹洙乞与郑戬下狱状，刘沪、董士廉先送德顺军狱，后有旨送邠州狱，又覆奏李克札子状，董士廉系狱二十余日，但不知是何月日耳。
参知政事范仲淹言：「泾原路走马承受赵正奏，内殿崇班刘沪、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次。窃缘此二人，元礏四路都部署节制，往修水洛城，即非是二人擅兴。及四路罢后，本路部署司抽回军马，其人即合依礏罢修，不合坚执拒抗。臣料其情，盖本人在彼相杀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筑城寨，惧见中辍之后，本路责其经画不当，故以死拒抗；一面兴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见，非有他意。况刘沪是沿边有名将佐，最有战功，国家且须爱惜，不可轻弃。恐狄青因怒辄行军法，则边上将佐，必皆衔冤，谓国家负此有劳之臣，人人解体，谁肯竭力任边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将佐，亦将一例枷勘。盖狄青粗人，未知朝廷事理。万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来诉于阙下，亦更多有臣僚上言紊烦圣听。虽知将帅行得军法，即非用兵进退之际，有违节制，自是因争利害，致犯帅威。昔陈汤矫诏命以破敌，王浚违节制以下□，皆释罪封侯，以劝将列。伏望圣慈，特遣中使乘驿往彼，委鱼周询、周惟德取勘刘沪所犯因依情罪闻奏，仍送邠州拘管，听候朝旨。一则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戮，二则惜得狄青、尹洙，免被二家骨肉称冤致讼。傥允臣所奏，事可两全，彰陛下保庇边将之恩，使武臣效死以报圣德。」
赐荆湖南路捕击山猺军士缗钱，仍遣内侍赍手诏体量捉杀次第以闻。谏官欧阳修言：
臣风闻湖南蛮贼，近日渐炽，杀戮官吏，锋不可当。新差杨畋，锐于讨击，与郭辅之异议，不肯招降。又王丝去时，朝廷亦别无处分，虑丝到彼，与畋同谋。盖蛮贼止可招携，卒难翦扑，而畋等急于展效，恐失事机。今深入而攻，则山林险恶，巢穴深远，议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击之，则又未见其利。盖以蛮贼所在依山，在衡永道州、桂阳监之间，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于东，则彼出于西。若官兵守于南，则彼出于北。四面尽守，则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则兵寡易败。此进退未有可击之便也。今正蛮已为邓和尚、黄捉鬼兄弟所诱，其余山民莫猺之类，亦皆自起而为盗。窃闻常宁一县，殆无平民，大小之盗，一二百伙。推其致此之因，莫猺之俗，衣服、言语，一类正蛮，黄、邓初起之时，捕贼官吏急于讨击，逢蛮便杀，屡杀平人，遂致莫猺惊惶。以此言之，则本无为盗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诸盗皆降，必须先得黄、邓。
昨邵饰等邵饰先为湖南宪，庆历三年四月迁两浙漕，不知饰杀黄捉鬼果是何时。去年九月，因桂阳监奏蛮猺作过，已略载其事，当是三年四月以前捉鬼被杀也。按余靖五月疏，云知衡州陈执方杀捉鬼，修乃云邵饰等。修既云邵饰等，则陈执方在其间矣。初招黄捉鬼之时，失于恩信，致彼惊逃。寻捕获之，断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邓和尚等若指前事为戒，计其必未肯降，如云且招，终恐难得，必须示以可信之事【一】，推以感动之恩。若得黄、邓先降，其余指挥可定也。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击之又不可，且杀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罢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几招之可使听命。臣亦广询南方来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难招。邓和尚等大则希一班行，其次不过殿侍足矣。正蛮叛者，得一团主之名亦足矣。莫猺之类，使安耕织，而岁输皮粟，得为平民，乃彼大幸。今若击之不已，则其为害愈深。况渐近夏暑，南方燀湿【二】，士卒不习水土，须虑死伤。仍恐迫之太急，则潭、郴、全、邵诸寨向化之蛮，皆诱胁而起，则湖南一路，可为国家之忧。臣欲乞速令两府大臣，深究招杀之利害，共思长策，决定庙谋。若迁延后时，致彼猖炽，不幸官吏频遭杀害，则朝廷之体，难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则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圣明，断之在早。
修又言：「臣风闻杨畋近与蛮贼斗敌，杀得七八十人首级，仍闻入彼巢穴，夺其粮储，挫贼之锋，增我士气。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谋虑事机，宜思久远。窃恐上下之心，急于平贼，闻此小捷，便谓兵胜，不能镇静，外示轻脱。其间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赏；二曰谓其可杀，更不肯招。苟如此，则计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贼者，杀一人头，赏钱十千。官军利赏，见平人尽杀，平人惊惧，尽起为盗。除邓和尚、李花脚等数大头项外【三】，其余随大小成伙者，不可胜数。今畋所击止一洞，所聚已二千余人，于二千人中，杀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余时暂鸟散，必须复集。臣见自古蛮蜑为害者，不闻尽杀，须是招降。昨缘邵饰等失信于黄捉鬼，遂恐更难招诱。今若因畋小胜，示以恩威，正是天与招服之时，机不可失。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头项者，因取小胜，传布捷声，其余诸处结集者，分行招诱，藉此声势，必可尽降，旬日之间，湖南定矣。若失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