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议，盖为河朔无可自恃，难与速争，须至屈意苟和【八】，少宽祸患。今幸得此自纾之计，所宜多方汲汲精选将臣，先为御备，犹恐不及，岂是因循守例任小人之日也？其郭承佑，欲乞早移，与一不用兵处知州，或召还，别与一闲慢职秩。若欲录其勋旧，优其戚里，闲官厚禄足可养之，不必须令居此要任。伏愿陛下深思大计，不惮改为，则天下幸甚。」实录云修奏入，不报。据八月癸亥余靖所言，则承佑已罢镇定部署，九月甲戌又改知相州，非不报也。今削「不报」二字。
辛巳，诏诸路犯罪人，自今不得配隶河北缘边州军。
范仲淹、韩琦言：「臣等窃见陕西昨来兴置营田，本欲助边，以宽民力。除沿边有空闲膏腴土地可以开垦外，其近里州县官吏，不能体朝廷之意，将远年瘠薄无人请佃逃田，抑勒近邻人户分种，或令送纳租课。又自来人户租佃官庄地土，每亩出课不过一二斗，今亦勒令分种，每亩须收数斗。致贫户输纳不前，州县追扰，无时暂暇。缘人户自用兵以来【九】，科率劳弊，至于己业，尚多荒废，实无余力更及营田。其所出租课，多是抱虚送纳。窃睹编敕指挥，不得将逃户田土抑勒亲邻佃莳，盖恐害民，况今岁灾旱尤甚，理当优□，不可非理烦扰，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挥，应陕西近里州军营田，一切废罢。如元系租佃，即令依旧额出课。如元系远年瘠薄逃田，旧税额重，无人请佃者，即与减定税额，召人请佃。所贵疲民受赐，归感睿仁。」诏罢陕西内地州军营田。
甲申，枢密副使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仲淹既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迭出行边，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又言河东亦当为备，中师尝守并州，上即命使河东。两人留京师，第先移文两路云。
乙酉，元昊复遣吕你如定、幸舍寮黎、罔聿□口□（十□□□□□□）□与邵良佐俱来，所要请凡十一事【一○】。其欲称男而不为臣，犹执前议也。
谏官欧阳修言：「元昊再遣使人至阙，和之与否，决在此行。窃计庙谋，合思成算，臣谓此最大事，天下安危系之。今公卿士大夫忧国者【一一】，人人各为陛下深思远虑，惟恐庙堂之失策，遂落戎人之奸谋，觽口纷纷，各有论议。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则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纾患。一曰羌人险诈，和而不肯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羞，全无纾患之实。一曰请和之后，不过欲退而休息，训兵选将，以为后图；然以河朔料之，纔和之后，因循废弛，为患转深。一曰纵使元昊称臣，西边减费，然犹有大可忧者。北敌必揽通和之事以为己功，过有邀求，遂兴兵革，是暂息小患于关西，复生大患于河北。臣忝为耳目之官，见国有大事，旁采觽论，虽有异同，然大抵皆为就和则难，不和则易，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议云何。臣见汉、唐故事、祖宗旧制，大事必须集议，盖以朝廷示广大，不欲自狭，谋臣思公共，不敢自专【一二】，故举事多臧，觽心皆服。自兵兴以来，常秘大事，初欲不使人知，及其处置乖违，岂能掩蔽？臣谓莫若采大公之议，收觽善之谋，待其所言无可采，自用庙谋，固亦未晚。其元昊请和一事【一三】，请于使人未至之前，先集百官廷议，必有长策，以裨万一。」此疏实录系之七月甲午。甲午，二十九日也。按实录，已于此月庚寅载修请以班行待西使。庚寅，二十五日也。考其文意，集议疏当在前，班行待西使疏当在后。今移此，系之乙酉日。
余靖言：「臣窃见朝廷每遇契丹遣使到阙、元昊差人来朝，大臣商量，惟欲秘密，两制、两省、御史中丞已下，虽名侍从供奉之官，当时并不闻知。及处置既了，纵或不便，无由论列。臣伏思国家建置侍从之官，以救阙失，盖欲举无过事，谋无遗策。且书不云乎？『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是事有大疑，谋欲其广也。汉武帝征伐远方，开置边郡，侍从之臣数屈丞相，汉史称之，以为美谈。今柄臣密议，外不得闻，一虑或失，救之不及，势之可忧者也。伏乞宣谕大臣，凡此北敌、西戎之事，系国安危者，侍从谏诤之官，悉令闻之，使陈利害，不为漏泄。传云：『谋之欲多，断之欲独。』此御国之要也。惟陛下裁择。」余靖疏，不得其月日。附见欧阳修集议西事后。
己丑，度支副使、户部员外郎施昌言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按察使。
初，张存以龙图阁直学士、兵部郎中知成德军，擢右谏议大夫，付漕事，存辞之。乃复归故官，知成德，而遣昌言出使。时，言事者以为滨、棣等六州河可涉，宜有城守如边，以待契丹。诏昌言与内侍押班杨怀敏往视。怀敏以为当城，昌言曰：「六州地千里，又河数移徙，城之甚难而无利。今纵契丹渝盟，当以计屈之，不如是而先逆自困，非便也。」朝廷以昌言所奏为然。城滨、棣六州，据昌言传，附见。昌言十月庚戌改使河东，传乃脱之。今依实录，别见于彼。
庚寅，诏广南转运使，诸配军有累犯情涉凶恶，许便宜处斩，以事闻。
知保州、东染院使、封州刺史康德舆为真定府、定州路兵马钤辖。朝议将罢郭承佑都部署，而难其代，故暂以兵事付之德舆也。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