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可知。采听之间，固应洞晓。必谓深加沮却，乃烦曲为劝和。示以华缄，将之聘币，礼虽形于厚意，事实异于前闻。缅料雅怀，诚非得已；顾于信誓，殊不相关。
惟昔兴宗致书仁祖，谕协力荡平之意，深同休外御之情。至欲全除，使无緃类。谓有稽于一举，诚无益于两朝。祖宗诒谋，斯为善美；子孙继志，其可弭忘！今者详味缛辞，有所未喻，辄违先旨，谅不在兹。如永念于前徽，宜益敦于大信。相期固守，传示无穷。矧彼夏人，自知困蹙，哀祈请命，屡叩边关。已戒封疆之臣，审观情伪之状。傥或徒为空语，阴蓄奸谋，暂示柔伏之形，终怀窥伺之志，则决须讨伐，难议矜容。若出自至诚，深悔前罪，所言可信，听命无违，即当徐度所宜，开以自新之路。载惟聪达，必亮悃悰。方属清和，冀加葆啬。续遣使人谘谢次。又回白札子曰【二】：
夏国自李继迁之后，建国赐姓，莫非恩出当朝，所有疆土，并是朝廷郡县之地。昨自元丰以来，累次举兵犯塞，中间亦曾赦其罪戾，加以封册，许令朝贡，兼岁赐金帛，又遣官与之分画疆界。而狡诈反复，前后于陕西、河东作过不一【三】，无非母子同行，举国称兵，攻围州军城寨。去冬又于泾原路攻打城寨近二十日，攻城之人，被伤杀者，不啻万数，势穷力屈，方肯遁归。比之日前，愆过不为不重，所以逐路边城，各须出兵讨逐捍御，及于控扼贼马来路，修筑城寨，御其礶冲。夏人自知罪恶深重，乃更缔造诡词【四】，饰非文过，干告北朝，求为救助。缘南北两朝百年和好，情义至厚，有同一家。夏国犯顺，罪恶如此，北朝所当共怒【五】。兼详庆历四年，（庆历四年七月癸未，耶律元衡来告西征。实录具载其书，与此小有不同。）兴宗皇帝致书仁宗皇帝云：「蠢尔元昊，早负贵朝。迭遣林牙赍诏问罪，尚不悛心。近诱去边民三二百户，今议定秋末亲领师徒，直临贼境。」又云：「恐因北军深入【六】，却附贵朝，或再乞称臣，或依常作贡，缅惟英晤，勿赐允从。」又庆历五年书云：（庆历五年正月，耶律宗睦来告西征回。实录不载其书，两朝誓书册内有之，当考。）「元昊纵其凶党，扰我亲邻，属友爱之攸深，在荡平之亦可。」又云：「藩服乱常，敢贡修之不谨；亲邻协力，务平定以永绥。」
又皇佑元年再报西征云：（皇佑元年三月己未，萧惟信来告西征，实录具载其书。）「元昊伺窥边事，特议讨除，再幸边方，欲歼元恶，而夏国驰告，元昊云亡。嗣童未识于矜存，狡佐犹怀于背诞。载念非缘逃户，可致亲征；孰料凶顽，终合平荡。苟有稽于一举，诚无益于两朝。」至皇佑二年报西征回，则云：「爰自首秋，亲临戎境，先驱战舰，直济洪河。寻建浮梁，洎成戍垒【七】，六军蓄锐，千里鼓行。」又云：「专提骑旅，径趋枭巢，髃物货财，戈甲印绶，庐帐仓牔，喰橐之属，焚烧殆尽，螫毒寻挫，緃类无遗。非苟窜残旅，全除必矣。」又云：「兼于恃险之津，已得行军之路，时加攻扰，日蹙困危，虽悔可追，不亡何待？载想同休之契，颇协外御之情。」
深惟北朝兴宗皇帝敦笃劝和，情义兼至，方夏人有罪，则欲协力讨除；及西征胜捷，则驰书相庆，虑彼称臣修贡，则欲当朝勿赐允从。自来两朝欢好岁久，契义日深，在于相与之心，宜加于前日。今乃以夏人穷蹙之故，诡词干告，既移文计会，又遣使劝和，恐与昔日兴宗皇帝书意稍异。况所筑城寨，并无与北朝边界相近之处，即非有违两朝信誓。必料北朝臣僚，不曾检会往日书词及所立誓约，子细闻达。
寻具进呈，奉旨：「据夏人累年于当朝犯边作过，理合讨除。况今来止是驱逐备御，于两朝信誓及久来和好，殊不相干。兼夏人近以事力困穷，累次叩关请命，且云国母丧亡，奸臣授首，欲遣使告哀谢罪。缘夏国久失臣节，未当开纳【八】，今以北朝遣使劝和之故，见令边臣与之商量。又缘夏人前来曾一面修贡，一面犯边，虑彼当计穷力屈之时，暂为恭顺，以□我边备。边臣审察【九】，见得情伪，若依前狡诈，内蓄奸谋，俟后少苏，复来作过，则理须捍御及行讨伐。若果是出于至诚，服罪听命，亦当相度应
先是馆伴所言：「信使以白札子云『西人悔过谢罪，许以自新』，则是全不干北朝遣使之意。兼未见答『休退兵马，还复疆土』八字，往复久之，未肯收受。」诏二府改定进呈。（布录此段在乙丑，今附此。）遂改定云：「夏国罪恶深重，虽遣使谢罪，未当开纳。以北朝遣使劝和之故，令边臣与之商量，若至诚服罪听命，当相度许以自新。」上称善。初，章惇云：「夏国作过未已，北使虽来劝和，亦须讨伐。若能服罪听命，虽北朝不来劝和，亦自当听许。」布曰：「如此止是厮骂，却了事不得。」遂如布所定，觽皆以为然。再对，具以白上，上亦以为不可。
既而馆伴所又言：（此段布录在丙寅，今附此。）信使得改定白札子，亦不肯受，乞与增「特停征讨」四字。布曰：「蔡卞已尝言，欲添与『特免讨伐』四字，正与此同。然恐未可数改。」遂诏蔡京，令不得轻许以增改语言。京又乞削去「听其反复偏词」，是责其主，恐彼难收受。遂与删改云：「夏人诡辞干告，既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