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具草。」（政目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路昌衡知荆南，实录无之。）
太中大夫、知宣州王安礼复端明殿学士。（政目四日事，旧录既脱亡，新录于七月十九日乃书。今从政目。）
礼部尚书苏轼言：
高丽人使乞买书籍，其册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本部未敢支卖。准尚书省批状送礼部许卖，其当行人吏上簿者。臣伏见高丽人使每一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馈遗外，并无丝发之利，而有五害，不可不陈也。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马什物，修饰亭馆，暗损民力，此二害也。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此三害也。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为契丹用，何也？契丹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描画山川形势，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此四害也。庆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为中国之曲，今乃招来其属国，使每岁入贡，其曲甚于塘泊。幸今契丹恭顺，不敢别有生事，万一异日桀黠之敌以此借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熙宁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馈送书中不禀朝廷正朔，却退其物，待其改书称用年号，然后受之。仍催促起发，不令住滞。及去岁出知杭州，却其所进金塔，不为奏闻。皆是臣素意欲稍裁节其事，庶几渐次不来，为朝廷消久远之患。今既备员礼曹，乃是职事。近者因见陈轩馆伴申乞，尽数差相国寺行铺人入馆铺设，以待人使卖买【一】，不唯徙市动觽，以奉小国之陪臣，有损国体；兼亦抑勒在京行铺，资吏人广行乞取，弊害不少。所以具状申都省，伏乞施行。其多方作弊官吏，并不蒙都省略行取问，今来只依陈轩等，不待申请，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臣闻河北榷场禁出之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乃废榷场之法？兼窃闻昔年高丽使乞赐太平御览，先帝诏令馆伴用东平王故事为词却之。近日复乞，诏又以先帝遗旨不与。今历代史、册府元龟与御览何异？故申都省，止是乞赐详酌指挥，未为过当，便蒙行遣，吏人上簿书罪。臣窃谓无罪可书。虽上簿至为末事，于臣又无丝毫之损，臣非为此奏论，所惜者，无厌之求，事必曲从，官吏苟徇其意，虽动觽害物不以为罪，稍有裁节之意，便行诘责，今后无人敢逆其请。使意得志满，其来愈数，其患愈深，所以须至极论。
又近者馆伴所申，乞为高丽使买金箔，欲于杭州装佛，臣未敢许，已申禀都省，窃虑都省复以为罪。窃缘金箔本是禁物，人使欲以装佛为名，久住杭州，骚扰公私。窃闻近岁西蕃阿里骨乞买金箔，朝廷重难其事，量与应副。今来高丽使朝辞日数已逼，乞指挥馆伴以打造不及为辞，更不令收买。又近据馆伴所申，乞与高丽使钞写曲谱，臣谓郑、卫之声，流行海外，非所以观德。若朝廷特旨为钞写，尤为不便。其状，臣已收住不行。臣忝备侍从，事关利害，不敢不奏。诏所买书籍曾经收买者，许依例，金箔特许收买，余依奏，吏人免上簿。
轼又言：
臣所以区区论奏者，本为高丽，契丹之与国，不可假以书籍，非止为吏人上簿也。今来吏人独免上簿，而书籍仍许收买，臣窃惑之。检会元佑编敕：诸以熟铁及文字禁物与外国使人交易，罪轻者徒二年。看详此条，但系文字，不问有无妨害，便徒二年，则法意亦可见矣。以谓文字流入诸国有害无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来许买册府元龟及北史，已是失错。古人有言：「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今乃废见行编敕之法，而用一时失错之例，后日复来，例愈成熟，虽买千百部，有司不敢复执。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二】，而云布于契丹矣。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韪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与皮冠于事未有害，然且守之；今买书利害如此，编敕条贯如彼，比之皮冠与旌，亦有间矣。臣当谨守前议，不避再三论奏，伏望圣慈早赐指挥。
贴黄称：「臣点检得馆伴所公案内有行下承受所收买文字数，内有一项，所买册府元龟虽不曾卖与，然高丽之意亦可见矣。」
又称：「臣已令本部备录编敕条贯，符下高丽人使所过州郡，约束施行去讫，亦合奏知。」
诏高丽买书自有体例，编敕乃禁民间，令依前降指挥。
轼又言：「臣前所论奏高丽入贡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复细故。近又检坐见行编敕，再具论奏，并不蒙朝廷详酌利害及编敕法意施行，但检坐国朝会要已曾赐予，便为收买。窃缘臣所论奏，所计利害不轻，本非为有例无例而发也。事诚无害，虽无例亦可；若其事有害，虽百例不可用也。而况会要之书，朝廷以备检阅，非如编敕，一一皆当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详论此事，当遵行编敕耶，为当检行会要而已？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契丹，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虽曾赐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犹贤于接续许买，荡然无禁也。又高丽人入朝，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