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遂与司谏□安诗、正言刘安世、侍御史朱光庭等论确罪，亦言司马康与蔡确书事。朝廷下康分析，康方悔之。」此段已修入长编，仍存本书于后。自随移汝，政目在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汝移襄未得其时，自襄移河阳则在三年九月十八日。确知邓在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王巩随手杂录载司马康不肯证邢恕语言，已附五月二日辛未，与邵伯温所记颇不同，当考。绍圣元年五月十八日，恕以朝奉郎、管勾灵仙观复直龙图阁、知徐州。）
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臣伏见蔡确已责降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臣知陛下宸谋远虑，断在不疑，除去大奸，实为宗庙社稷之计，非以陛下一心私喜怒也。忍于一人，所以不忍于天下之人；不爱一人，所以爱天下之人也。然确以凶德，叨窃相位，作威作福，欺罔先帝，屡起大狱，排陷善良，故闻确名者，无不震畏。以朝廷名器为己私物，市恩结党，故贪私之士，多为确用。今佐佑确者，不过怀其旧恩，尝与之相济为恶，或畏其复起，不敢结怨；不然，则所见偏谬，谓确以诗得罪，欲薄其责，不出此三者而已。臣闻尧刑一人而天下服，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古之明王，征讨叛逆，亦不过诛其元恶，余皆赦而不问，使之自新。若穷治支党，滋蔓不已，惧罪者觽，则人情不安，必有过刑，滥及无辜，此先王之所深戒也。夫圣人之道，不过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极意。一时极意，后必有悔。用刑宁失之于宽，不可失之于急；宁失之于略，不可失之于详。自干兴贬丁谓以来，不窜逐大臣六十余年。今已用大刑，四方闻之，无不震耸，然人无愚智，皆以确之得罪为当，不宜更有惊骇物听。且丁谓见在相位，故朝廷有党，不可不黜；今确已罢相数年，陛下所用，多非确党。其有素怀奸心为觽所知者，固不逃于圣鉴；自余偏见异论者，若皆以为党确而逐之，臣恐刑罚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后因登对，劝上以辨邪正，曰：「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未有邪正并立而可以为国者也。比年以来，大臣以兼容小人为宽，好恶不明，邪正不分，所引进者不尽得人。宰相以进贤退不肖为职，而邪正不分，岂不负国？伏望陛下戒饬大臣，各以公心求贤，多引鲠正之人，以重朝廷，无使小人得位，为他日之患。」
祖禹又言：「臣伏闻开修京城壕，日役三四千人。虽和雇夫力，调发不及民，其钱不属户部，然财出于民一也，岂可不计较爱惜而枉费用之？臣闻开濠深一丈五尺、阔二百五十一步，广于汴河三倍，自古未闻有此城池也。新城，周世宗所筑，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三十年，无山川之险，所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此三者，累圣所以遗后嗣子孙也。神宗时，宋用臣提举修京城，大兴土功，版筑过当。小人之情，唯欲广用民力，多费国财，上则徼幸爵赏，次则隐盗官物，故役无有不大，费无有不广，此固奸臣之所利，本非先帝意也。陛下始初听政，散遣修城役夫，百姓皆欢呼鼓舞。今欲终成前功，但葺之而已可也，何必广作无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门，正门即为方城，偏门即为瓮城，其外门皆用纯铁裹之，此祖宗时所无有也。瓮城乃边城之制，非所以施于京师。今东、西、南三面偏门，亦欲为瓮城，臣不知大臣以何见而为此谋也。必以为威北敌也，使北敌果渝盟南向，大臣将坐守此受敌乎？自修城浚池以来，议者皆以为无戎而城，无寇而沟公宫，此言不可不畏。其北门城瓮城已就，改之重劳，臣欲乞降指挥，东、西、南三面偏门止为方城，其壕广阔可减三分之二【九】，稍正王城之体，以惜民力，以省国用。」不听祖禹又再言之，讫不听。（祖禹二疏，先以五月二十八日上，后以七月十四日上。旧录于六月二十六日，载右谏议大夫祖禹言开修京城壕曰：「日役三四千人，其北门瓮城已就外，乞指挥东、西、南三面偏门止为方城，其壕广阔可减三分之二，以惜民力。」改先帝修都城之制也。都城，元丰已有定制，已城者七八，至是奸党妄欲改制。「六月二十六日」字合删去，今并移入五月末。六月六日、七月六日，梁焘云云可考。）
戊戌，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臣伏见知枢密院事安焘位次宰相，辅政累年，窃恐相位有阙，陛下过听，以次用之，臣不敢不先事而言。焘有不可相者三：素无人望，此不可一也；姿性闇很，遂非不回，此不可二也；朋比蔡确、章惇，若在相位，必引小人聚于朝廷，此不可三也。陛下不过以焘先朝执政，不欲尽罢，故以圣度兼容之。自陛下更张觽事以来，所用之人，所行之政，皆非焘所欲。臣窃意焘常怀不平，他日害国政者，必在于焘。万一相之，必致议论纷纭，喧渎圣听。方今小人犹倚焘为根本，岂宜久居宥密之地？焘二亲皆老，若其请去，伏望陛下勿复留之，上可以弭国家之患，次可以全君臣之恩。臣前奏云『其有素怀奸心为觽所知者，固不逃于圣鉴』，指谓焘也。焘虽无营救蔡确之迹，其实确、惇之党也。」
先是，右谏议大夫梁焘言：「伏以宰相之任，与上同德。阴怀二三，是亏忠节，顾何以谋王体而断国论，示天下以大公也。谨按右仆射范纯仁阴很回邪，强愎矫诞，本缘家世，薄有虚名，及在相位，大失士望。唯诺苟且，人不以取信；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