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条画以闻。
百禄等言：
臣等昨按行黄河浊流口至界河，又东至海口，熟观河流形势，并取到沿界河至海口铺寨地分使臣等状，各称界河未经黄河行流已前，阔一百五十步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以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后来，见今五百、四百至二三百步【一五】，深三丈五尺以次至二丈。显是河性就下行疾，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与前汉书大司马长史张戎之论正相符合。
自元丰四年，河出大□，一向就下，夺入界河，行流势如瓴建。经今八年，不舍昼夜，冲刷界河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迅快非常。虽遇元丰七年、八年，元佑元年非常大毁泛涨，而大□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之害，此乃下流归纳处河川深快之致验也。
塘泺虽有限敌之名，而无御寇之实。今之塘水，又异昔时，浅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维舟而济，冬寒冰坚，尤为坦途。如沧州等处，商胡之决，即已淀淤，今四十二年，迄无边寇之警，亦无人言以为深忧。自回河之议起，首以此为辞，是欲动烦圣听。若谓直注北界，失险阻之限，是大不然。何者？大□初决，水未有归，犹不北去；今河流八年矣，入海湍迅，界河益深，诚不宜过虑。设果有此，则中国据上游，北敌岂不虑乘流而扰之乎？
自古匈奴入寇之路，朝那、萧关、云中、朔方、定襄、鴈门、上郡、太原、右北平之类，无险而不入，岂塘泺界河【一六】之足限也哉。臣等窃谓本朝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阔，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国亦无全失险阻之理。贴黄：「今黄河所经，固有淤淀，盖遇平壤漫滩，行流稍迟，则泥沙自然留淤。若趋深走下，湍激奔腾，则维有刮除，无由淤积。况界河非止为浊水众流所冲刷，加之朝夕两次海潮之所渲荡，必无向去浅淀之理。乞勿上烦圣虑。」（百禄等答诏，据奏矒增入，行状即载使归时，今依实录，附四月十八日。但实录删取大略，欲究河事本末，故详载之。百禄附传大抵因行状，君锡附传尤不详也。得元丰四年诏，已于正月二十八日辨其先后。）
是日，左谏议大夫梁焘又疏论蔡确讥讪罪状明白，便当付狱，不须更下安州取索原本及令确分析。诏安州限三日趣具报。朝廷既用□处厚奏，令确分析，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亦各上疏，意乃佑确，实欲罪处厚，而不敢正言之。（此据王岩叟所记。）
先是，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安诗、右正言刘安世共奏：「早来臣焘、臣安诗延和殿进对，具陈蔡确怨谤君亲，情理切害，因曾上禀言路更有何人论列，伏蒙圣谕：『唯卿等及刘安世外，别无章疏。』臣等窃伏思念，国家设置御史，本欲肃正纪纲，纠察百僚，虽小犯朝廷之议，犹俾弹治。今来蔡确悖逆不道，指斥乘舆，而御史台职在按举，曾无一言，挟邪不忠，党恶无惮，未见如此之甚者。臣等前章固尝以确之朋党大半在朝，虑其造播巧言，多方营救，不谓御史当可言之地，并不纠劾，又虑奸党变乱公议，别有奏陈，恐开告讦之路。臣等窃谓古人见无礼于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岂有目睹奸豪陵蔑朝廷，谤讪君上，乃欲置而不问？苟非今日确之事发，则其党与未易彰败。臣等尚虑御史台知臣等已有论奏，备礼一言，以塞外议。若果如此，则其包藏奸状，益更明白。伏望陛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确事毕，明正其罪，特行窜逐，庶使邪正有辨【一七】，不败国事。」（安世集，此系第三章，注云：「与梁焘、□安诗同上。」）
于是安世又言：「臣近以蔡确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寻具论奏，乞正其罪，虽闻已降指挥，下安州取索元本，及令确开具因依，至今未见回报。臣闻上自执政，下至堂吏，确之党与殆居其半，百端营救，齐奋死力。若使邪说得行，摇动正论，则朝廷之事，极有可忧，此臣所以夙夜寒心，而过为陛下之计。臣窃观自二圣临御以来，日新圣政，蔡确之徒，不得逞其奸志，阴怀怨望，窥伺颇急，然而深情厚貌，未尝形见。今乃无故作为此诗，臣恐祖宗、神灵、天地眷佑，疾确贯盈，而以此机授陛下也。臣伏见李常、盛陶居风宪之地，目睹蔡确无礼于君亲，而依违观望，曾不纠劾；及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备礼一言，而又是非交错，皆无定论。翟思已下，仍更不见章疏。御史如此，纪纲何赖焉？彭汝砺在侍从论思之列，不以疾恶为心，反用开告讦之路为解。其余进说之人，臣虽不能知其名氏，然所主之论，计与汝砺不甚异也。臣窃谓李常等居可言之地而不言，或虽言而阴持两端；彭汝砺等不任言责，辄敢进疏，宜有高远之虑，出于世俗之表，而义存君亲者，反责其告讦，悖逆不道者，欲置而不问。夫告讦之不可长，则是矣，至于睥睨君亲，包藏祸心者，乃为可长乎？朋邪罔上，孰此为甚！若非确之事发，则小人比周，无由彰败，惟望陛下圣心先定，勿惑流言，诛锄奸慝，决行威断，庶几朝纲振举，邪正明辨，天下幸甚！」（安世集，此